19 世纪法国性苦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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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规整略枯燥。从故纸堆、警察和医疗系统的统计报告中挖掘被边缘化群体的故事。最正确的口号当然是“反对压迫、捍卫个人权利、保证社会健康、消灭剥削迫害”，但不同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怎么做”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所以管制真是困难的。书中其实涉及了不少很细节的东西，看得人心里难过。

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时，很少指出无产阶级或妇女被剥削的现实恶行。饥饿也不被视为卖淫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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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月王朝初期， 杜夏特莱医生便已开始研究==卖淫规制理论==。

他认为，这类女性对统治阶级而言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卖淫自古以来便被视为一种祸害，同时也是一种 必要的恶 。在他看来，卖淫现象如同一种必须的排泄行为，能够保护社会主体免受疾病的侵害。真正令他困扰的，是卖淫这一职业在妓女生命中的暂时性。

需要注意的是，他尤其强调性疾病传播的威胁。在各类疾病中，哪一种比梅毒更严重、更危险、更可怕？

鉴于以上原则，监禁系统得以建立。这个系统涉及四种封闭性场所的组织与建立：妓院、医院、监狱（最后避难所或忏悔堂）以及康复所。

卖淫管制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的趋势是排斥、边缘化及监禁所有不合常规的人群，并控制非法活动的扩散。人们之所以将妓女与流浪汉或乞丐区别对待，是因为卖淫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妓院的建立也“因此被视为有必要的”。

自从执政府时期以来，卖淫规制的建立体现了容忍与监督并重的必要性。这一体系也被称为“法国体系”，其基于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一、必须为纯洁的儿童、少女和妇女创造一个封闭且不可见的场所。这种隔离旨在将妓女极端边缘化，并遏制婚外性行为。

二、此类封闭场所必须始终处于行政当局的监督之下，但对管控者保持完全透明。

三、为有效管控这类封闭市场，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分层与划分。

监狱的首要目的是对妓女产生长期的威慑作用，而这种威慑效应是遏制过度性行为、防止卖淫泛滥的唯一途径。这清楚地表明，卖淫规制的本质就是压制，而不仅仅是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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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需在官方机构完成卖淫注册，方可正式进入封闭式管理的娼馆从事卖淫活动。然而，登记在册并不代表通过了职业认证。人们并不把卖淫视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交易。

妓女可以脱离卖淫行业，具体方式如下：

结婚后可提交证明，申请注销身份。若一位情人宣称与某妓女是认真交往的，当局会对双方进行核实，核实通过即可注销。
可应家人要求申请注销。
残疾的妓女可立即注销。

在某些情况下，妓女需经过三至九个月的考验期才能注销。但很少有人因找到其他生计、结婚或重返工作岗位而获批准注销。

一九零二年的调查显示，在作为样本的五个省内，注册人数仍远远高于注销人数，这证明了在册妓女的流动性非常大。

绝大多数在册妓女在申请注册时，已经从事数月甚至数年的性交易。

妓女或多或少都远离自己的出生地卖淫，她们的流动主要发生在港口城市之间。

这些妓女的出生背景遍布所有社会阶层，尽管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均衡。其中一些人同时从事其他工作，有时甚至与卖淫并行。只有大约27%的人无业。

在册妓女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相比，在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上并无显著差异。

于大资产阶级而言，人们很少见到他们出入妓院，因为他们通常选择前往私密性极高的场所。越是私密的地方，便越容易催生出一种色情的力量，促使人们窥探他人的性生活。

老鸨会使用各种手段让妓女负债。他们熟知如何通过嘲笑妓女不懂节制、挥霍无度，来促使她们消费。而在老鸨过生日的时候，妓女们则要送上许多礼物。

老鸨在客人离开前会询问一些问题，以便衡量妓女对客人的殷勤程度。妓女们在生理期间也必须工作；老鸨会让妓女化妆，以免客人了解她们的身体状况。如果客人执意要点名某个妓女，即使她生病了，也仍需继续工作。老鸨会给患有性病或梅毒的妓女在性器官上涂一层胭脂，即使妓女怀孕了也不能停止工作；有的客人甚至会专门挑选怀孕的妓女。

许多妓女在一周的其他夜晚没有工作，但在星期六、星期一、狂欢节等日子的晚上，她们需要招待大量客人。通常情况下一名妓女在晚上可能要招待7到10个男人。

失败的原因⚓︎

一九零二年，几乎所有城市的站街女人数均高于公娼的人数。

第二帝国时期，全法国境内的妓院数量持续衰退。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摧毁了许多老旧地区的妓院，而顾客需求的分散则导致传统红灯区功能失灵，更多分散的卖淫场所随之应运而生。

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妓院呈现出相对开放的经营模式。客人向妓女赠送礼物的现象日益普遍，传统的封闭式妓院逐渐转变为开放式妓院。

一些难以被统计的卖淫者包括以下几类：半上流社会的女子, 交际花, 服务员、被包养的女性、寄往酒店的妓女、暗娼、幌子商店的数量增加，军妓、小酒馆皮条客业务的快速发展，都证明了规制主义事实上没有对流散在外的从业者进行有效的管制，恰恰相反，规避规制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婚外性行为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许多地区，还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卖淫行为，性交易发展走向了新的方向。在十九世纪后三十年，包括女仆、啤酒馆、街角、音乐咖啡馆的女服务员，拐卖女歌手等，在场所上，幽会馆区别于传统的快餐式旅馆，为富有的客人提供服务，营造出一种资产阶级式的舒适感、便捷感和私密感。

很多幽会馆中提供未成年女孩服务，为一些特殊需求的富有客户提供特殊服务。

(令人难过)

卖淫规制主义的失败，不仅源于娼妓行业的扩张，还因为性交易的需求已全方位渗透社会。

性苦难⚓︎

随着资产积累日渐扩大而产生的、形式丰富的性需求，逐渐适应了贵族社交界的需要与形式。在这种环境下，新的阶层逐渐中产阶级化，工人的道德观逐渐融合，性行为全面发展，想要限制性行为变得越来越难。

婚姻模式和家庭隐私观念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欺诈逐渐取代了野蛮暴力和食物偷窃。

卖淫需求的兴起，首先源自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资产阶级商业人士迅速暴富，财富从中层向高层流动，这一阶层的上升依然得益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此同时，小企业、手工作坊的支付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些阶层的消费习惯随之改变，性交易开始被视作一种新型消费。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婚姻观与隐私观中的家庭情感逐步增强。他们认为性是一种无伤害的服从行为。资本主义的宣传使得卖淫业显得更为必要，两性不对等的欲望周期（男性较短，女性较长）被塑造为一种“科学事实”，这为卖淫业的存在提供了不正当的合理性，并导致人们将男性通奸视为一种欲望的发泄行为。

性匮乏区域不断增加，导致借助性交易缓解性匮乏成为一种传统现象。

欲望的形式也发生了转变：如今的嫖客要求妓女表现出引诱的姿态，并希望模仿夫妻关系；热衷享受的资产阶级嫖客则渴望更具特色的性服务。

总而言之，大约在1860年至1914年间，卖淫业出现了质变。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这种需求又刺激了性消费行为。 而这种需求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配偶之间的性压抑造成的挫败感需求；二是由资本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因素反过来决定了相应服务的发展，即催生了各种昂贵的高端服务，为卖淫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增长。

拐良为娼的女性贸易。国际和国内的。

妓女是精神疾病的高发人群，癔症的发病率也更高。究其原因，贫穷、纵欲，特别是酒精与梅毒所造成的损害，似乎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医学研究指出，卖淫与某种先天性缺陷有关。这一结论源于十九世纪末的主流研究方法——犯罪人类学。研究者运用人体测量学进行观察，发现妓女身上存在诸多退化迹象。

废规主义者⚓︎

废规主义者运动的主要目标不是废除卖淫，而是解除对妓女的监禁，摧毁不符合普通法、制造了边缘化阶层的整个制度。

废规主义者意图防止个人受到警察，特别是医生以迫害思想为手段的打压。废规主义者是法国首批揭露滥用医药权利的人士。

他们还指出，规制者之所以不断加强卫生管控，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得一塌糊涂。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妓女的体检流程进行得太快，无法可靠地检测出梅毒；
更糟糕的是，诊所本身成为一个染病的地方；
最后，短暂的治疗无法彻底治愈性病。
所谓的“监狱室诊所”实际上是罪恶的综合体，结合了强奸和无效治疗。

场运动由两组观点不同的人士主导。一方面，信仰道德的福音派营主义者主张以道德压制性；另一方面，无神论者主张性自由。两派的共存削弱了运动的影响力。然而，这两派人士都一致批评对女性的奴役，主张捍卫个人权利、拥护个人主义、支持个人的道德发展，并主张消除社会祸害。

一些运动的提倡者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既传递了解放被奴役女性的信息，又传递了压迫的信息——例如，要求个人进行自我审查以遵守性秩序。

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同情作为社会制度受害者的妓女，但并不同情她们所从事的性服务活动。他们并不打算对普通法的适用范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不希望在尊重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开展深刻的革命，更无意提升男性在性行为方面的个人道德意识。他们认为，废除卖淫规制和废除风化警察本身并非决定性的补救方法；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摧毁资本主义结构，从而消灭资产阶级家庭及其所传播的恶习。

无政府主义者

认为，妓女不应受到比女工更大的歧视和蔑视。他们认为妓女的存在是合乎常理的，并提出了“享乐权”，指出当时年轻男性的性行为是由整个社会的性结构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对青少年实行性压制才是真正的堕落。

无政府主义者在文学作品中，常将妓女描绘为值得被爱的女性形象。这一手法既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又将救赎主义的主题融入其中。

新规制主义⚓︎

自1898年起，卖淫相关的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1903年，克莱蒙梭在媒体上呼吁废除风化警察。1901年，人权联盟与政府的辩论得出结论，支持温和的新卖淫规制主义。

卖淫管制主义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建立了国际卫生和道德预防协会。该协会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优先关注健康而非道德，精准衡量性病的危害并与之斗争，同时与以此为目标的其他国际协会展开合作。

也有人认为对抗性病的最佳方式始终是消除一切婚外性行为。

1902年的报告得出结论：应将风化警察转变为卫生警察。该项目被称为“医生的社会化”，即管理健康的医学界需将社会各个阶层都考虑在内。

当时，许多议员对卖淫相关问题保持沉默，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们之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嫖客；其二，他们往往只是表面应付，一味强调秩序与管理的重要性。直到1894年，乔治·贝里议员提出保留妓女登记制度，并对妓院进行相应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