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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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前面

沈志华先生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三册套装)》。苏联史之一。非常不错。内容很详细，但是具体历史如何，怎么去解读，这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历史问题了。有人能读出社会主义，许多人看到了救国之道，有人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完美的修复机制”，但——我不想讨论这些“讨论”，它们让我太累了。

记录这些只是想，“表明我试图见证而非遗忘”。（20230910，试图精简一下这部分的文字）。

文字内容很多，整理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正在慢慢进行中。

本部分内容除本“说在前面”模块外，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我自己的认识、观点与看法。

摘抄⚓︎

工业化建设

20世纪30年代它为苏联工业化纲要任务的完成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修建了许多运河、铁路，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流放的农民则开垦了许多新土地，还有许多被流放农民在煤炭、森林领域从业；
工程管理局开采的黄金为苏联政府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不可替代的外汇来源。

◆ 绪论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世界不同的文明区域的历史进程必然有其各自的发展特性。实在地说，囿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缺乏对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了解，所以中国学者对东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仅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为中心，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以探索历史发展轨迹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

◆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具有保守情绪的阶层都把它视为能够对抗革命无政府主义并能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中心；劳动群众的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工人，也把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与临时政府联系在一起
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其逻辑结果就是延缓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必须解决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所有迫切问题。根据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国家治理形式以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都应由立宪会议来解决
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不应该用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专政来反对民主。
“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
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能跳过某个发展阶段。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
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
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
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

◆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

阿格拉诺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

◆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强制劳动的理论基础

“强制劳动”的说法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拉鲍·谢恩特·埃季耶恩作为政治法律词汇加以使用的。

强制劳动竟然还是政治术语😍

强制劳动”这一术语，狭义上指的是“特殊人员”的劳动，而不是指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督之下工人的“自由劳动”。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强制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

不劳动者不得食——通过劳动对旧时代的不劳动者进行改造。

不劳动分子和居民中的寄生阶层——商人、经纪人、投机分子、无固定职业的妇女等；反革命分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某些职务犯罪人员，采取措施逃避工作的人和怠工者；国内战争的战俘等。

劳动改造营系统最基本的原则通常说法就是关起来：“强迫寄生分子进行劳动 ”。
苏维埃政权承认了主要是在省会城市设立强制工作营的合理性。关押犯过各种罪行的人，被判处投机、怠工、职务犯罪等人员，明显的人民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资产阶级和沙皇贵族制度的拥护者，通过强制劳动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迫使其抵偿自己所犯罪行 。
由此便出现了对那些不是劳动者的人们，其中包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代表等采取强制劳动措施的实践依据。

政治因素⚓︎

专政的科学概念不是指别的，而是指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法律、任何绝对规则限制，直接依靠强制的政权。
苏联惩治政策主要目标的定位应从革命的浪漫主义向国家实用主义转变的问题。捷尔任斯基（古拉格经济学说的基础）：为了对难以到达且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的伯朝拉、奥伯多尔斯克等北方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囚犯们被派到了这些地区。
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为了保证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经济将不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
于是，早些时候就产生的、派被关押者到非强制劳动的工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工作的想法开始落实到行动上来，当然此举也希望在五年规划工地上工作有助于对在押者的再教育。
诸如缺乏大型工业规划、党内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围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论等，不利于国家领导人组织全国规模的囚犯劳动，限制了实施惩治政策的环境。
阶级敌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治制度
1938年11月25日，任命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职位。贝利亚是个实用主义者，他首先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强制劳动的制度问题，从而成功地使古拉格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总委员会。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时期，古拉格的囚犯们首先被看作是敌人，然后才被看作是经济个体，这显然会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各种计划任务的完成。

管理问题：把所有的关押地都交给内部人民委员部管理，这次主管部门之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之争，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获全胜而告终。

劳动改造营的运营

从囚犯中挑选懂技术的工人成功地建起了装有5台马达的印刷厂，并且是完全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小工厂。在其他营，建起了生产盖房顶用材料的工厂、气焊厂、针织编织厂和钳工机械厂，在关押地点服刑的专家可以按照他们的专业派往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工作。
如果囚犯拒绝劳动，则要将其全部生活费开销直接计入到其分户账上，而且这类囚犯只能在他们刑满时才能获得释放（甚至即使法庭判决规定的刑期期满也不予以释放）
那些特别勤劳的囚犯可以：允许住在自己家里，完成指定的工作时到营里来；
囚犯们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日制，囚犯劳动收入的75%用于食品、服装、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卫队等的公款开支，25%存入囚犯的个人账户，在刑满释放时发给囚犯

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囚犯都是失去自由3年或者更长时间者，而在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关押地关押的只剩下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因为没有生活费被判处在卫兵的看管下强制工作的人”
于是开始对消费品实行凭票供应。渐渐地票（券、证、购货本）扩大到了粮食、面包、油、肉、糖、米等方面。
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即将灭亡阶级的最后剩余的任务，并且列出了未来要惩治的对象：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
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

强制劳动的效果

工业化时期苏联的一些重要企业，如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在自身建设和发挥职能作用的头20年期间，实际上全是靠强制劳动。
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产量指标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内向型的经济结构体系也已建立起来。

充分揭示出古拉格成立前期所经历的曲折漫长发展历程，以便向读者展示“古拉格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而达到让读者看到以后古拉格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发展结果时，能够不惊讶，能够做出：“这是古拉格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的认知目的。

◆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

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
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
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这一段太真实。事实上在时代大潮面前，在教条化一刀切的制度约束下，悲剧的广泛发生本就已经买下了伏笔。而反思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应该阶级划分😔而在于如何避免这种教条化扩大化的划分从理论上讲每一种划分方式，都存在为扩大化的可能，如果坚奉教条，无疑是作茧自缚。
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但是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

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

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
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
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
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
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
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
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
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
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
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
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
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特别会议

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词不需要被告和辩护人出庭就可以做出判决作出判决后无法上诉，而且这些材料还是在内定被告有罪的前提下，通过前某种手段搜集的，带有极强指示意味

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其实就是刻意搜集资料和罪证的坏处。很多行为的后果被人为地放大了
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
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
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
“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
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
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
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
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
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

◆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一个简单分类

政治流放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但在斯大林时期，当局在处理流放案件时往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或决议来执行的。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这些人口可能获释或直接被转为特殊移民。例如1946年出现的一支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符拉索夫分子”中的多数人就是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检查—过滤营的审查后才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

符拉索夫分子”——А.А.符拉索夫将军领导的反苏维埃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其主要是一些受德国法西斯宣传机构鼓动，因为饥寒交迫，对集体化和1937年大镇压不满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族人。

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

存在的问题：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第三，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

数据

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
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1938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而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90万人左右。 **
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674户（1490人）。
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

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
965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制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与车臣人共同生活和工作。”

当局的举措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
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
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

...当局没有对特殊移民在强制迁居期间被剥夺的财产予以应有的经济补偿。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

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

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影响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 1948年12月2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10～15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
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
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

◆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
（共产国际）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

◆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面对战时个人经济发展引起的集体农庄制度的松动，苏联政府选择用镇压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从而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完成年度计划。
苏联着手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
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剪刀差效应的进一步扩大）
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

◆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

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
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
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 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
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

◆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略过。

◆ 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

时间线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威廉·康拉德·伦琴教授发现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奇异光线，X射线（伦琴射线）。
1907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创立了原子核理论，提出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
1942年，他还启动了首座核反应堆。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与同事施特拉斯曼在实验中发现，把钡元素加到中子轰击过的铀元素中时，它可以带出一些新的放射性元素。
基于国家资金和商人赞助，俄国科学院才得以在后贝加尔、高加索、乌拉尔和费尔干纳成立了考察队。1914年，俄国科学院镭考察队成立。该考察队于1914～1916年在俄国多个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并未发现新的矿藏，但却促成了韦尔纳茨基领导的地球化学、矿物学及放射学派的形成。
1932年，Д.Д.伊万年科提出了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结构假说。1934年，Н.Н.谢苗诺夫发表了链式化学反应理论。

多年来，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掌握核能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付出了努力并做好了准备，但他们的积极呼吁并未引起政府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核研究仍处于纯学术性理论研究阶段。虽然如此，苏联战前的核研究仍为日后苏联政府实施核计划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苏德战争爆发，铀委员会停止了工作，远离战争需求的核研究一时中断，许多研究人员或应征入伍或从事与国防直接有关的研究。然而，出于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心，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并未因战争放弃他们对核问题一贯的关注，而且，明确指出了核研究与核武器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1940年，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便给化学工业人民委员写报告，提出应当全面开展核武器研究。
战争结束后，1945～1949年，专门委员会共出台1000个与苏联核计划有关的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部长会议决议、决定和命令。
弗廖罗夫又写信给库尔恰托夫，再次呼吁恢复核研究，信中还附有一篇写在练习本上的题为《论核能利用》的文章。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工业堆建设项目科技负责人，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所长Н.А.多列扎利被任命为工业堆总设计师。
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第261厂的基础上建设采用气体扩散法生产铀-235的813综合厂。
1949年2月27日，第九车间生产出首批钚硝酸溶液。
1949年8月29日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苏联首个原子弹试验。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在原子弹试验后第二天共同签字的试验报告由贝利亚亲自呈递给了斯大林。报告中称，初步测定的数据显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00多吨TNT。

苏联人的情报工作

1941年9月25日和10月3日，驻伦敦情报机构先后向国内通报了1941年9月16日和9月20日英国铀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及铀委员会呈报给战时内阁报告的内容。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共搜集了近万页的绝密文件，仅核情报主要来源之一——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一人在1941～1943年期间便提供了570多页的重要情报资料。
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的哈里顿：“不过，情报尽管意义重大，但在证明它真实可靠之前却一文不值。因而，苏联原情报机构人员所谓的正是情报使得库尔恰托夫在没有进行任何实验的情况下便建起了生产车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意义：不打破了美国借以推行和确立单极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实力，而且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联的核计划和原子弹研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有力工具。

◆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一言以蔽之：保持观望，要有投名状。 - 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该部分略过

◆ 文学的“解冻”⚓︎

伊·蒲宁阿克梅派法捷耶夫潘菲洛夫

（1870～1953）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

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一些曾接近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聚集在维·伊万诺夫的住所，听取老诗人的讲课，讨论创作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组织，1912年宣布流派产生，选用希腊语中的“阿克梅”（顶峰）作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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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

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

正面的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的重要论断。
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

山隘派的遭遇

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
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
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

来自顶层的批判

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

批判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
”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 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
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
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
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
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

总结或者说其他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

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

◆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
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
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
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

不同政见运动

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
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改革，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最后走向趋同。新斯拉夫派又称基督教民族派，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又否定资本主义，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村社和自治是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只有发扬光大它才能拯救俄罗斯。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 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
萨哈罗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年32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
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

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

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
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
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

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

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
专门揭露苏联政治内幕的固定刊物，被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左派”的代表刊物。1964年开始出版，到1971年停刊时共发行了82期，在西方出版发行19期。
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
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
思想颠覆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
苏联政府压制他们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于销毁萨哈罗夫550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105卷档案的决定
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他特工机构参与其中。”
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 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 “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

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 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
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

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
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 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
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作者的观点：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

◆ 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
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
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
”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在报纸、广播、电视上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
杜布切克给人的印象是，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行动上绝对是另一回事。杜布切克使捷共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党。
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

对杜布切克的指责

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
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苏联东欧体系的总崩溃埋下了又一颗新的种子。

◆ “分离”还是对峙？⚓︎

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
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
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
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
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
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
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

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是俄罗斯正教会中的一个反国教派别，亦称老信徒派。成员多为下层贫民群众和低级教士。他们反对政府的横征暴敛，宣传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拜占庭留给东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教关系紧密交织。俄罗斯从拜占庭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发扬光大。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与旧俄时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离政策。
由于苏维埃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见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适应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的最重要因素？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实力呢，还是以核武器为标记的军事实力？
具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因素，因为政治的清明，一个党的强大，也是决定于与之相关的文化软实力因素的。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苏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党。意识形态渗透在苏联国家机构体制和党的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所以，意识形态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

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

十月革命初期至20年代末期的文化政策，
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斯大林个人权力时期的文化政策，
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善于运用生动的辩证法，能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
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
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
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
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
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
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
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

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
3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20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30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
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
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
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

一些行政措施包括

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
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
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
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
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
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
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
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
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
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
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
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
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
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