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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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布鲁姆。2020年疫情在家看的。书后有许多经典的西方书籍推荐。可以一读。最好的打开方式，是先对西方文学有过一定的阅读量之后再看第二遍。

“布鲁姆的渊博学识来自于他一生饱读诗书的经验，也得自于他不流俗见的独立思考品格。”

摘记⚓︎

“审美自主性”
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是依次发展的过程。
例如他把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都视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即以布鲁姆为代表的坚持审美理想和精英道路的批评倾向与当代各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批评倾向，如女性主义和族裔身份研究等文化批评倾向之间产生的理论和方法的冲突
马拉美的名句：“此身憔悴，啊，我已饱读天下诗书”
马尔萨斯式的过剩应该是经典焦虑的真正缘由。近来，自称身负批评家政治使命的学界旅鼠们无时无刻不在坠身悬崖，然而，主张教化的潮流终会退去。
照那位凡事正确、品位崇高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艺术确实毫无功用。不过他还指出，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

什么？为什么？？？
“对一切事都稍做改变，于是一切就会照旧。” 不赞成。大家往往会受某些人的误导而具有迷惑性。
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虽然我们有些人不喜欢别人说我们缺乏后辈所具有的自由、宽容和开放的社会视野，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无辜的。
逃避隐含着压抑，是无意识的却是有目的的遗忘。
因为在批评中，认知总是依赖于记忆。朗吉努斯也许会说，愉悦正是憎恨者所遗忘的。

赞成。这个看到了经典背后的力量。
跻身经典的作品是由成功的广告和宣传捧出来的
它们隐约地体现于各种离奇怪诞的特例中……但活跃的文学体裁总是少数，并遭受各种程度的增删。一些批评家禁不住按流体力学的模式来思考体裁的谱系，似乎体裁总量是不变的，只是要重新分配。
其真正原因在于莎氏怪异的美学力量不见容于任何意识形态说教
热烈宣扬孤独自我的审美价值势必使人们要提醒我：思考的闲暇必须向社会去购买。
“除了傻瓜，无人不是为钱写作。”
绝不承认原创性是憎恨派的大毛病，莎士比亚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最有原创性的作家。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
实际的难题在于每次广泛的一读再读都要排除掉一些东西

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

这句话正好等价： 经典一定是可以让人重读的。

难以避免的类似是色情作品。如果你是堂·乔万尼而由莱波雷洛开书单的话，一次短暂的遭遇就足够了。
我已故的朋友保罗·德·曼喜欢把每一文学文本的孤独性比之为一个人的死亡
经典是死亡的侍从而远不是主导社会阶级的奴仆。要开启经典，你必须说服读者从充塞着死者的空间中清出一块新的地方。让已逝的诗人乐意为我们腾出地方，阿托德曾呼吁道；但这正是他们不愿做的。
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缪斯总是站在精英一边。
简而言之，经典就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它是个人思考的形象，不管是苏格拉底临死之际的思考还是哈姆莱特对未知国度的思考
文化统一是一种法国现象。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文学中发生了什么使作品值得记忆并因此延长了作者生命的事
只有强力才能与强力般配
“充满活力即为美”
我们对莎士比亚实际的内心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但你若多年不舍地阅读他，你会逐步了解他不是什么。
因为他提出，犹太人获救的条件包括立即成为基督徒，这是夏洛克不可能赞同的强制改宗。（威尼斯商人）
憎恨学派被其教条驱使而认为审美权威，尤其是莎士比亚表现出的那种权威，长期被当作文化谋略来维护商业化中心大不列颠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做法自十八世纪迄今延续不断，经典必须要有非经典（不一定就真的不经典，而是在与经典的PK中被淘汰的书组成的一类书的总称）的陪衬，才会让人看到经典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经典的”总是“互为经典的”，因为经典不仅产生于竞争，而且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竞争
因为托尔斯泰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李尔王。
莎士比亚实际上独特地同时展示了艰深和浅显的艺术。我猜这或许正是莎士比亚的冒犯之处，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探寻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即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
“李尔怀抱死去的考狄莉娅上。”考狄莉娅就是死神。如果倒过来看，情形就变得可理解而且很熟悉了——死亡女神从战场上带走归西的英雄，就像德国神话中的英灵女侍一样。永恒的智慧罩上了原始神话的外衣，吩咐老人弃爱赴死，与死亡的必然性交友。
游戏有四大特征：自由、无功利性、排他性或限定性、秩序。

堂吉诃德要外出寻找真正的故乡，却在流放中找到了它。

桑丘内心怀有一种对游戏之道的渴望，尽管多数时候他对吉诃德游戏人世的一些后果感到不安。和堂吉诃德一样，桑丘也在寻找新的自我，这是古巴作家阿莱赫·卡彭铁尔所认定的属于塞万提斯首创的一种观念。不过我认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同时想到了这点，两人的不同只是在于主要人物的变化模式
也许到了二十二世纪，读者们（如果还有我们所言意义上的读者）会挑出我们的但丁（卡夫卡？）和我们的蒙田（弗洛伊德？）
你不必离开住所。坐在桌旁倾听。甚至不必去听，只要等待。或者连等待也不必，只要完全静默，一人独守。世界会在你面前揭开面纱；非此不行。这世界在狂喜中自会在你眼前扭动。
但他好似自己笔下的猎人格拉古，并不反抗必死的命运。
卡夫卡世界中的法则不是基督教的原罪，而是莎士比亚—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的负罪感。
诺斯替教徒却尊称其为“先父”和“先母”。博尔赫斯在想象中回到了这种宗教崇拜，那他是否也分享了这种崇拜呢？博尔赫斯和贝克特一样，以极大的同情阅读叔本华的作品，
“低级秩序是高级秩序的镜子；人世与天堂一一对应；皮肤上的斑点就是永恒星座的图案；犹大也会映照出耶稣的身影。”
博尔赫斯真诚地相信一种主要针对作家的奇特泛神论说法：所有作家，包括莎士比亚，都既是众人又什么人都不是，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着的文学迷宫。
《窄幕：博尔赫斯的幻觉艺术》中把上述故事视为康拉德/艾略特式的走向象征性的黑暗心脏的旅途。如果不考虑康拉德作品中的道德因素，这一类比就是有用的，道德因素在《不朽者》中没有位置，在博氏其他作品中也很少成为主题，博尔赫斯的伟大结合着其英雄式的唯美主义，它否定惯常的道德和社会关怀，甚至还戏谑地贬抑荷马，似乎他的史诗艺术也不过是平庸之作。
博尔赫斯就本体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地位作了一番精彩评论。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绽放时》
费尔斯蒂纳说，惠特曼预示了聂鲁达诗中的语调情愫：“诚挚的人类同情心，赞许物质力量和感官性，对大众生活与劳动的意识，对人类前景的豁达感，以及诗人自愿成为一名救赎者。

费尔斯蒂纳：研究保罗·策兰的西方学者。

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 / 对《当我与生命之海一同退潮时》中粗莽的沃尔特加以嘲笑
莎士比亚在感受到蒸汽的驱动。

弥尔顿和雪莱将见到电气化的未来！（哈哈哈哈哈哈哈！）

罗贝尔托·冈萨雷斯·埃切瓦里亚认为这是一部“叛逆诗学”
尼瑞只说了贝克特最喜欢的圣奥古斯丁语录中一句话里乐观的前半部分，这表达了《等待戈多》的核心精神：“别灰心——有一个小偷获救了；别指望——还有一个小偷下了地狱。”
贝克特和乔伊斯一样都假定读者知道但丁、莎士比亚、福楼拜和叶芝，以及其他一切逝去却永生的伟大男女（此处是借用柯勒律治赞美莎士比亚的话）。
古代诺斯替教是异端神学中最消极的，它曾描述了一位伪创造者“巨匠造物主”（戏拟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工匠），他惹的祸端使堕落与创造成为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