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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约 4294 个字 预计阅读时间 14 分钟

作者是美国人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其实说的是美国，做的是亚美利加的case study，不过借着“反智主义”的名字罢了。反智主义哪里都有的。亚美利加的成因更加值得研究一些。

比较感兴趣的是民众对于大学的态度吧。一方面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也和美利坚自己的移民、宗教政策等息息相关。美国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便在于它太混合了，像是一种短时间内狼吞虎咽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的缝合怪。一方面你看得见它的多元，另一方面你看得见它的怪诞。

我们是在跟怪物打交道呀。

话说回来，会不会亚美利加人面对这样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的后代，也会觉得“我们是在跟怪物打交道”呢？

—— 利益的怪物罢了！👹

摘记⚓︎

引言⚓︎

我赞叹爱默生的精神，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要坦诚地吐露真相。我们美国人因为肤浅已经声名狼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大言不惭、滑稽可笑的，而是会意识到生活的可怖，勇于直面它。

第一部分 导论⚓︎

  • 最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卫星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国公众常常会进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对国家的自觉的重新评价。“伴侣号”不仅仅给美国的4国家虚荣心当头一棒：它还让人们尤为关注反智主义在学校系统乃至整个美国生活中造成的后果。转瞬间，国家对智识的反感似乎不只是耻辱，而且还是危及存亡的风险。

  • 在本书中，反智主义不同于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哲学学说。

  • 只要让人民看到了全部真相，他们就总会支持正确的事业。而极右翼阵营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敌意更为尖锐和彻底，这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厌恶感，它无条件地针对知识阶层，以及任何体面、权威、显贵或斯文之事。

  • 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强调为了知识本身而去积累并吸收知识的教育系统会渐渐导致堕落。

  • 在轻视和不信任智识与知识分子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英国人。

  • 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总是致力于某些思想观念，而且，尽管他们颇为憎恨同时代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也许正是某些过世已久的知识人士的信徒——比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

第二章 论智识的不受欢迎⚓︎

  • 借用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区分——就在于，这种专业人靠观念为生（live off ideas），而非为了观念（for them）而活 ... 智识生活有某种自发的特征和内在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

  • 知识分子为了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对于心灵生活有一种奉献感，非常像投身于宗教事业一般。

  • 正是理解，让人类高于其他有感觉的事物，让他具有了一切可以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势和支配权。

人如何能把生活过得尽善尽美呢？

他自己回答道：“把包罗万象的经验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

  • 游戏和严肃之间并无矛盾。而且他也会承认：有些形式的游戏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认真专注，这是工作难以唤起的。还有一点，游戏性并不意味着缺乏实践性。

  • 从历史的角度看，认为游戏性和虔敬性分别体现了理智功能中残留的贵族背景和教士背景，这种看法是有价值的。游戏成分似乎植根于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的气质中，这一阶级在创造性想象的历史和人文知识的历史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

  • 很大一部分公众都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他们毕竟身在一个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合理判断的世界中。

  • 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很大一部分反智主义都源自公众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不断潜入公共事务的震惊，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身阶层的名声颇为敏感，则是由于他们总在尴尬地同时扮演神圣和世俗两种角色。

现代看法认为，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阶层，是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等同于政治抗议和道德抗议的意思。

  • 而他的目标总是暧昧不清。对于他们而言，麦卡锡弄出的花样繁多的指控，才是积极有利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广布怀疑之网，能让这张网捕获许许多多不再是或不曾是共产分子的受害者；麦卡锡的霸凌做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因为它满足了复仇的渴念，满足了这样一种欲望：它想要败坏因新政而出名的那一类知识分子领袖。

第二部分 内心的宗教⚓︎

  • 早期阶段，当美国吸引了众多心怀不满、被剥夺权利的欧洲人时，它成了先知们的理想国度，如当时的批评者所知，这些先知都怀有宗教“狂热”

第四章 福音主义和信仰复兴派⚓︎

  • 在美国的政治信条中，有一个主流观念就是：欧洲代表了必须克服的腐朽的过去。

第三部分 民主政治⚓︎

  • 政治上的争议，由于沾染了夸大其词的指控——如私通法国间谍，或密谋颠覆基督教，或策划复辟君主制、让国家被英国践踏——故而退变为煽动宣传。国父们并未理解政党的作用，也没有理解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功能，所以，他们听任政治情绪的控制，陷入了让修辞武器有用武之地的争斗中。

  • 为了破坏这个同盟，建制派神职者试图证明杰斐逊威胁到了所有基督徒——许多因为站队而感到苦恼的基督徒，毫无疑问都由衷地相信了这一指控。

  • 正如福音派否定知识型宗教和组织正式的神职集团，而支持内心的智慧和直接通达上帝，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拥护者也提出，要放弃受过训练的领导者，而支持直接通达真理的普通人所具有的天然的实际感。

    属于“我一直想了解但是总坚持不下去”的那一类知识。

  • 美国人头也不回地背离了欧洲的历史，他们认为“堕落的”欧洲比“天然的”美国更野蛮；他们担心自己先进的文明会“矫揉造作”，让自己与大自然疏远。

  • 政府都会背离它的正当目的，转而成为“一台牺牲多数人、支持少数人的引擎”。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 美国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地方——政界和商界，把持着种种事务的是那种朴实但又粗俗、冷酷的人。内战后，亚当斯从英国一回到华盛顿，就发现这样的人在掌权：

  • 他们一上来就会说，这是“老师的考试”。当这个分歧涉及职业时，就直接触及了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从而打开了煽动反智主义的闸门。

  • 改革者对专业政治家的攻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核心用语：无知、粗俗、自私、腐败。为了反击这些语言，专业政治家不得不做出充分的、具有号召力的回答

  • 他们主张：文化教养是不实用的，所以有文化的人毫无用处；文化教养是阴柔的，因此有文化的人女里女气。由于改革派对职位和权力有着隐秘的渴望，但对实用的必然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故而，他们把怨恨发泄到了成功者身上。他们对掌握职务和行使权力的人一味地吹毛求疵，虚伪地审查他们

如果女人入侵政治，她们就会男性化，正如男人支持改革，他们就会女性化。贺拉斯·布什奈尔曾建议，如果女人能投票，而且就这样进行几百年，那么“女人的面貌和气质都会改变”。

第八章 专家的兴起⚓︎

  •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智识有权得到更大的尊重；但是，对于它应该如何使用，这些人的看法十分保守。如今，智识主张的权利并不立足于代表智识的人具有的社会地位，相反，它立足于这些人的一种用途，即他们可以动员并主导这个国家中急切不安的批评和改革的活力。

第四部分 实干文化⚓︎

  • 仅仅是在于，美国生活里，商业利益阶层最为强大、最为普遍。在两个意义上，这一看法都是成立的：一是，对实践性的要求在美国生活中是一股过分自负的影响力；二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商人就为反智主义思潮提供了最强的力量，远胜于社会中的其他任何势力。

哲学的时代已过，关于它的存在，只剩下少数的记录。荣耀的哲学逝去，除了人类受难的痛苦传统，没什么存留。但==实用的哲学==开始了，它不需要温暖的想象来为自己预测能随着时间统治多久，它放射着显现出来的自然奇迹。

  • 保守派古典学家和东方学学者泰勒·刘易斯则反对美国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荣，另一方面让实用教育鼓励“平庸的趋同”。他问道：“还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寻觅的真正的原创微乎其微？所有孩子都被教导去重复空洞的自我颂扬，个体思想的一切特异尽皆丧失，因为人们只能接受贫瘠的进步观，轻视过去，盲目地尊崇未知的将来。”

  • 格外真实地折射出了主张技术治国的心灵所关心的事情。我说折射，而不是呈现，是因为，他又太过提倡道德，太过悲观，难以想象机械进步就是完全自足的目的。

关于商业

  • 对商业的照理让我长久以来应接不暇，我的大部分思想都完全集中于如何最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这必定让我失去了永久复原的希望。我会在三十五岁退出商界。

  • 商业对美国社会的主导越是彻底，它就越是觉得不再需要用自身领域之外的价值观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 这个国家，最杰出、最有效率者，不是那些生来就有财富、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而是那些依靠不屈不挠的个人活力赢得这两者的人。”阿瑟坚称，国家的繁荣得益于他们。

  • 最大的一个群体主修商学和贸易；他们在数量上压过了基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总和。）

  • 在大企业实际的人事聘任和培训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官僚制下的职业经历。

  • 商业成为宗教规训的工具，但如今，宗教规训，作为各种侍奉上帝的手段之一，又变为商业的工具：

  • 理性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个人使用的工具，用来调整自己，适应生活的、超越理性的价值与目标。正如牙齿意在用来咀嚼，而不是让它咀嚼自己，因此，心智也是意在用来思考，而非让它自寻烦恼。心智是生活使用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的。

第十一章 主题的变奏⚓︎

  • 美国人将商业般的特征引入了农业，他们做生意的激情也体现其中，就像体现在其他事业里一样

  • 就像我身边的农夫一样，不愿意离开先辈走惯的老路，那么很难说服他们尝试任何改进的措施。

  • 只有实践才能教会技艺”。

    我认为学会技艺最需要的是“犯错”，而实践比书本更容易犯错——不愿实践的我堪称最大的懒汉。

第五部分 民主制的教育⚓︎

  • “教育是我们的宗教”——虽然他很快补充道，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也就是对宗教的期待，即它“要实用，还要带来红利。

第六部分 结论⚓︎

  • 如果知识分子退回象牙塔，那正是因为“这种需求：需要脱离社会责任、脱离关系，需要自由，来自孤立和疏离的自由”。

    “介入！介入！”不能用“干涉政治”来形容，我认为的介入需要是深入现实的“介入”，一个笔杆子必须要摸过现实的纸才能在纸上写字。

  • 游离文化的特征就是孤立和失势的心灵，无论如何，这种心灵对美国文学造成的后果，在美国批评界已经获得了充分认识，而且受到了热诚的哀悼。1915年，范·维克·布鲁克斯抱怨说，高知群体和低知群体的分歧，严重伤害了美国文学；

  • 我如今有了一间将近九百册书的图书室，其中七百本都是我自己写的。作者就应该亲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难道不好吗？”有哪位当代作家，如果也承受着相似的失望，能控制住自己，不去从失望中演绎出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化的理论？

凡当公众难以满足知识分子的政治或文化需要时，知识分子就受到了伤害或震动，他们会寻找某种表达自身感受的方式，但又不至于彻底断绝对民众的忠诚。

  • 他认为，从一开始，美国的心智就困在清教徒准则的无望的命令与商业专断自负这一赤裸的现实之间

  • 另一方面，它又创造了一个拥有财富、没有灵魂地堆积美钞的世界；思想阶层，就困在这两方面之间，迈着惊惶的步伐，从青春走到中年，然后步向缓慢、无休止的衰败。当一个国家的生活“处于发展受到抑制的状态”，当“国家的心智被密封，阻挡了令文学获得自身全部价值的经验”时，就弄出了一群被浪费、扭曲畸形、才华没有兑现的人才。

  • 美国的现实经验并未开辟出一条理智传统或是同情的土壤，因此，“虽然比起所有民族来说，我们尤其需要伟大人物和伟大理想，但是，我们没能培养出我们所拥有的潜在的伟大；尽管如此，它依然成功地自我发展出来，［但由于人才转投国外，］我们还是损失了程度难以计算的伟大性”

  • 这些作家不喜欢当前的文化状况，也不喜欢世界的政治局势——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凭借这种厌恶，对于思想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观念。

  • 如今，所有这样的接受都依赖于庞大的自由中产阶级读者，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读者带来了温和、具有吸收力的包容，但这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回应。当作家刚刚将读者的生活方式和自我满足的妥协切除掉，读者却立刻对他们说“真有趣！”甚至有时会说“太对了！”

  • 但是，否定社会的立场或姿态被规定为产生艺术创造性、社会洞察力或道德正直性的唯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