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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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网络 / 场域⚓︎

权力形成和实施的领域、权力网络构建的困难（我们要做的是争取从基层重建侧而关系和整个网络系统，但是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这个困难以及我们寻找恰当的斗争形式时遇到的麻烦，难道不是缘于我们对权力的无知吗？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予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在何人手中传递？在何处重新投资？

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但是，“统治阶级”的概念既不很明确，也不很完善。“统治”、“领导”、“管理”、“权力集团”、“国家机器”等等，完全是有待于分析的概念游戏，同样，应该很好地了解一下权力行使到何种程度，通过哪些“驿站”，直到哪些通常是低微的等级、控制、监视、禁止和约束机构。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

权力的运作、行使⚓︎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主要技术发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行使技术，该技术可能比宪法改革，比18世纪末创立的新的政府形式更次重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新技术的具体性和明确性以及它们对各种不同现实进行的有效控制。封建社会中行使的权力大体上是通过各种象征性表达和财物抽取起作用的。(对领主的仪式、典礼，以及通过税赋、掠夺、狩猎、战争)

从17世纪和18世纪起，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开始通过生产和劳役来行使的权力。这主要是让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提供生产性服务。为此必须实现一种真正的权力归并，即权力必须达到人的身体、举动、态度和日常行为。因此，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比如学校纪律就把儿童的身体变成了非常复杂的操作和制约的对象。但是，另一方而，这些新的权力技术必须重视各种居民现象。简言之，就是处理、控制、引导人的积累(自17世纪起，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控制人积累的权力制度已成为两个相关的、不可分开的现象)，由此产生了人口，公共卫生、保健、住房、长寿和生殖等问题。而性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我认为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性处在身体纪律和居民控制的交汇点上。

Embodiment:身体化

“权力表现为外在的制度形式、特定的自我观念/自我形象，更表现为权力的身体化/具体化（Embodiment）”

“Embodiment”是当代学者谈论权力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也是社会学及权力研究的身体转向的核心概念。Kate Cregan，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Mapping the Abstraction of Embodiment，London，U.K.：Sage Publications，2006。从狭义上讲，“Embodiment”指权力在身体上的铭刻，从广义上讲，“Embodiment”可以被看作权力借助身体从而摆脱其制度化形式与意识形态依赖的现实性显现。因此，“Embodiment”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表达“身体化”、“具身化”、“现实化”的含义。”

权力与压制技术⚓︎

关于==把规训、惩罚建立在意识形态与压制的概念基础上，关于压制与权力的关系==。

在这部著作（《规训与惩罚》）中，虽然找不到有关这两个概念的重要的理论探讨，但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超越各种传统的、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压制概念基础上的可理解性形式。您何不利用现在这个场合和机会说说您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切想法？

在我看来，意识形态概念难以应用，这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个概念（意识形态）同真理之间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对立。然而，我认为，问题并不是要在话语中划分什么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什么属于其他性质，而是如实地了解在本身非真非假的话语中，真理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真理的生产：HOW？

第二个理由是：我认为意识形态必然要参照作为主体的某样东西。
第三个，同作为经济基础或经济、物质决定体起作用的某种东西柑比，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

压制概念完全不能用来阐明权力所恰恰包含的生产性因素。人们用压制来说明权力效能，但这是一种纯法律的权力观：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

我认次这种权力观完全是消极的、狭隘的，而且太过简略。奇怪的是这一观念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假如权力从来只有压制作用，从来就只知道说“不”，那你还真的相信人们最终会服从吗？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消极机构。

古典时期的君主政体不仅发展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税收机关，而且人们看到当时还建立了可称之为权力新经济的东西，也就是各种能使权力效应以持续不断的、恰当的和富有特色的方式渗入整个社会肌体的技术。这些新技术比以往采用的技术有效得多，代价也小得多(经济上花费极小)。

权力与国家⚓︎

权力与国家、国家角度的权力理解

我不是说国家不重要；我要说的是，权力关系和人们对这些关系所作的分析必须超越国家范畴。

按照国家机器描述所有这些权力现象，本质上仍然是从压制职能出发提问题:军队是一种致死的权力。警察和司法则是刑罚的机关 ...

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国家（包括其无所不在这个特点和的各个机构）远不能包含事实上的权力关系场；
其次是因为国家只能在先存的权力关系基础上运转。从一整套贯穿于身体、性活动、家庭、态度、知识和技术的权力网这一角度看问题，国家是上层建筑:这些权力关系同主要是围绕一定数量的重要的权利剥夺职能而构成的元权力保持了一种制约与被制约关系。

我认为国家是多种权力关系的规则系统，该系统使国家有可能行使其职能，而革命是这些关系的另一种规则系统。这意味着有多少种革命，就有多少种可能的、破坏性的权力关系规则系统 :还意味着人们完全能够设想另一些革命，这些革命基本上不破坏国家赖以运转的权力关系。

权力与战争的类比

战争是一种具有隐喻作用的简单范例，还是它构成了权力日常有规则的运作过程。

应该把克劳塞维茨的名句颠倒过来，即政治是借助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

直到现在，权力一直被各种学说包含在法律形式之内。

实际上，从人们力求使权力及其技术和程序脱离法律形式时起，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权力不就是一种具有战争特性的统治吗？

因此、所有关于权力的问题不正应该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提出来吗？

权力不就是一种在某些时候以和平和国家形式出现的全面战争吗？

和平是一种战争形式，国家则是驾驭战争的一种方式。而这又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谁同谁交战？是两个或几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所有的人同所有的人斗争？
战争和军事机构在这个进行着一场持久战的文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战术和战略概念在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分析中的价值如何？
力量对比的性质和变化又是如何？

《福柯访谈录，福柯集》

权力的存在⚓︎

当我谈到 ... 权力关系与合理性形式时，我没有去参照统治社会的整体，没有硬是赋予这个整体以合理性的权力。实际上，存在的是繁多的、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它们可以运转于家庭关系、制度内部、行政活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关系都有特殊的合理性形式，这些形式与相应的权力关系一致。这是一个分析的空间，绝非仅是诉唯一的决策机关，第三，即使我研究权力关系，我也绝不是在建立一套关于权力的理论；只不过（权力是在）我了解主体的反思与真理话语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范围内，若我的问题是==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身的真实==，那么，我认为，权力关系是我试图分析的诸联系中的决定性要素。例如，很显然我研究的第一种情况是疯狂。正是凭借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使用的某种统治模式，主体才可能着手对在他者类型下表现出来的疯狂说出真实。我丝毫不是一个权力理论家。在某种界限内，我想说，权力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并不引起我的兴趣。即使我被多次地引向权力问题，那也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的：当我提出对自我说出真实这一问题时，在我看来，由权力现象所产生的政治分析不能把握那些我想提及的更微妙、更细节的现象。

我非常明白人们是怎么认识我的。当我读到“知识即权力”，或“权力即知识“这种说法时，我总是哈哈大笑. 因为，确切地说，我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它们的关系。如果他们是两个同一的东西，我就没法研究它们的联系了。我对这两者的关系提问的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证明了我不把它们视为同一。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福柯集。

合理性 / 理性⚓︎

Rationalité.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您（福柯）应该已经精妙地描述过“理性分岔的时刻”。这次分岔是独一元二的，应当只发生一次，理性在那一时刻转弯，导向一种技术的合理性，一种自我缩减，自我限制？

—— 是的，我不会谈论理性的一次分岔，我谈论的是一种复杂的、没有中断过的分岔，一种丰富的分枝。

福柯对理性、合理性的解释模型：

因此，我不认为有一个创建行为，通过它，理性在其本质中被揭示或被建立，而后则被这样那样的事件改变了方向，我认为实际上有一种理性的自我创造，正因如此，我一直致力于分析的是合理性的形式，即各种各样的建立，各种各样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变革。正是通过它们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合理性，而们之同则相互对立，互相驱逐。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对理性和合理性的解释

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有一种合理性，它特别地是理性本身的形式，但某种社会环境给这种合理性带来了危机，也就是说造成理性的遗忘和非理性的堕落。

从普适框架出发，使我感兴趣的恰是合理性的形式，人类主体通过这些形式关注自身。法国的科学史学者主要对科学对象的建构问题感兴趣，而我则向自已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主体怎样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通过什么代价主体可以说出关于自我的真实？又通过什么代价主体才可以说出关于自我之作为疯子的真实？

这个代价是使疯子成为绝对的他者，它不光是理论上的代价，而且还是制度上的代价乃至经济上的代价。例如建立精神病学以确定疯子。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重叠着的东西中，您可以看到一种制度的游戏：阶级关系，职业矛盾、知识模式乃至整个历史以及主体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我尝试去恢复的就是其原状。这个计划也许完全是疯狂的，而且过于复杂，以致我仅能描述几个特别的时期和几个特别的方面，如疯子主体的问题。人们怎样才能说出生病的主体的真实？人们怎样才能说出关于疯子主体的真实？这造成了我最早的两本书。在《词与物》中，我自问：通过什么代价人们才能把说话的主体、工作的主体和生活的主体问题化并加以分析？正是为此，我尝试去分析语法、普通语法、自然史和经济的产生。接着，我提出了关于犯和刑罚体系的同类型的问题：怎样才能说出关于自我之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真实？我关于性的问题的研究则追溯得更远：主体怎样说出关于自我作为性快感主体的真实，以及用何种代价来说？

在通过自身的主体关系之基础上，每次都建立了一种话语或知识：这是对自反性形式之关系—-自我对自我的关系——的分析， 亦即对自反性形式与真理话语、合理性形式、认识的效果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我的问题不是在演变中研究思想史，而是从思想的底下研究这样那样的物怎样成为认识之可能的对象，例如，研究疯狂何以在某个特定时期成为与某种识类型相应的知识对象。这样，就存在着在关于疯狂的思想与把疯狂作为对象进行建构之间的错位，我曾经用“考古学“而不是“史学“这个词来表达对这种错位的研究。

我绝对不承认理性与合理性形式之总和是同一的。这些合理性形式，在某一确定时期，如我们所处的时代，支配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政权统治模式，在这些领域的运转中，合理性的地位是很重要。且把艺术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它太复杂、就是在上述范围之内，您刚才所说的也不可能是我的问题，在我看来，合理性的任何给定形式都不是理性。因此，我看不出人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在我谈到的三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形式正在崩溃和消失。我看不到这种消失。我看到了大量变革。但我不明白何以要称这些变革为理性的崩溃，因为其他的合理性形式正在产生，无休上地产生。所以，这种主张没有任何意义。根据这种主张，理性是一个长长的叙事，但现在已经结束，另一种叙事将代之而起。

三个领域中的合理性形式：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政权统治模式

合理性形式并不是受制于所谓理性的，而本身就在不停地生产、无休止地生产，尤其是在上述三个领域中。

权力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说出是什么存在，同时又使它表现得能够不存在或者说不像它实际存在的那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对现实的命名和描述在“因为这样、所以那样”的形式中永无开药方的价值的缘放。

我认为，向历史的求助仅在某个范围内才有意义。这个范围就是，历史的作用在于表明正存在着的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这也就是说，事件总是在碰撞和偶然的交合处，在脆弱的不确定的历史线条上出现的：而这些事件却让我们觉得它们是最显著的。理性把它们作为必要性来体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形式对它们来说是作为必然性而给出的 ，因此人们可以完美地写出它们的历史，同时又能很准确地找出偶然之网，而它们就是在这张偶然之网中浮现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合理性形式是非理性的，而是说合理性形式是以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基座的。而且，既然这些事件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在人们知道它们如何发生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不发生?

知识分子的作用将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可以认为大部分权力职能受到个人的抗衡——是通过知识途径传递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它是广义的知识，包括所有诸如工艺、技术统治这样的专门知识。比如，在君主专制时代，包税人担负着向国王提供资金的公职;作为交换，他们自己又最大限度地向百姓征税。这种做法同今天的盗匪相仿，百姓忍无可忍，起来反抗这种行径。

今天的权力机制不再效法这种强盗行为。它需要一个庞大的知识网，这不仅为了自身的运转，而且为了掩盖自己。就拿医院来说、治疗方法本身无疑有了改善，但是医疗权力也同时得到了加强，其专断性有增无减。 因此，知识分子要抵制这类权力，就不能忽视医学或医疗方法本身的知识。相反，在各门学科中，或医学，或司法，知识分子只要同知识网和权力网相联系，就能起到重要作用，即提供和传递那些作为专家的知识保密至今的信息，而揭示这些知识的秘密将有利于监督权力职能。

这一变化发生在50和60年代。在此以前，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角色是一种普遍意识的角色。在反对日常权力的现实斗争中，知识分子能够扮演某种角色，能够有所作为，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他们的专业化而不是普遍意识之中。

特殊型知识分子。

《性与政治，福柯集》

普遍型知识分子和特殊型知识分子。

依我看，特殊型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或许是原子物理学家，确切地说是个名叫奥本海默的原子物理学家，将普遍型知识分子同特珠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原子物理学家的介入归因于他同制度和科学知识有一种直接的、确定的关系。

但是，由于原子威胁关系到全人类，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所以他的话语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话语。原子科学家借助这一关系到所有人的表态，使他在知识领城中占有的特殊地位发挥了作用。知识分子受到政治权力的追究，其依据—我想这是第一次——不再是他的一般话语，而是他所繁握的知识。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构成了一种政治危险。

过去，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一法学家，并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一学者。

《米歇尔·福柯访谈录，1976. 福柯集》

知识分子该做什么？我们该要什么？

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福柯访谈·对真理的关怀》

斗争⚓︎

反抗⚓︎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存在抵抗。”

对福柯而言，就像权力的毛细血管效应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一样，对权力的反抗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权力末梢中。

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指出批判的角度与路径，但是他们并不能替代普通的民众进行自主的批判与选择，普通民众应当成为自己的历史与生活的主体与主人。

福柯的批判意识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明显差异。福柯拒绝法兰克福式的以宏大的话语为载体的总体性批判与革命。对福柯而言，权力正是在与这种宏大话语的合谋中制造了其效果史，从而在历史冷漠与寂静的天空中生成了无数无名者与沉默者。

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 vs 革命⚓︎

革命运动和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不同，其中一个不同之处正是==前者（革命运动）不愿意取得成功==。

“成功”的含义是什么?“成功”的含义是：一项要求被接受，任何一项要求，比如一次罢工。然而，如果要被接受，这证明资本主义对手依然十分灵活，有多种战略，能继续生存下去。革命运动则不希望如此。

其次，根据马克思本人早就有的一种战术观点，人们认为不满的人越多，革命力能就越大。如果要求被接受，也就是说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革命的潜在力量削弱了。从1967年到1972年，法国极左派运动无一不遵循这一图式。

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永不成功。其理论是:如果有一人被捕，就会出现10个示威者：如果有5个人被抓起来，就会有300个示威者;这样下去就能动员50万人。但是这种理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相反地，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则以成功为目的。斗争者确信会成功。如果他们认为某地不宜建设机场或发电厂，他们就起来阻止，而且阻止到底。他们不满足于革命运动极左派所说的那种成功:“我们的运动前进了两步，但革命后退了一步。”成功就是成功。

这个划分：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反对建设、投资、对政府组建的不满、监狱信息自由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革命”。

《性与政治，福柯集》

知识分子的斗争⚓︎

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要他们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但是，存在着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讨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权力不仅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溢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

因此，理论并没有表达、反映、应用于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但理论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就像你所说，并不是整体化的，知识分子同权力作斗争，是为了使权力在最不明显和最隐蔽之处突现出来并且使用权力，而不是为了“获得意识” (长久以来，意识作为识被群众掌握，作为主体被资产阶级掌握和占有)；是为了破坏和获取权力，并且同所有为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是退缩在后面去启发群众，“理论“是这种斗争的局部体系。

改革是由那些自诩为代表人物，专们替他人说话、并且以他人名义说话的人进行的。这是一种权力安排，是一种夹杂着更有力的镇压的权力分配。或者说，这是一场同改革有关的人所要求、需要的改革。它已不再是改革，而是一个革命行动。它具有部分性，所以它必定要对权力整体及其等级提出质疑。

《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