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

约 3010 个字预计阅读时间 10 分钟总阅读量次

关于监狱的对话⚓︎

在镇压的历史上，有一个中心时刻，从惩罚到监督的过渡。

当我论及政权机器的时候，指的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融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日常生活。

一旦监狱化的监督形式被建立起来，他就开始分泌自己的养料：犯罪。

监狱

监狱的设计目的变化

监狱的本源是与改造个人的计划相联系的。在设计之初，监狱就应成为一个和学校、兵营或者医院同样完美的工具，精确地作用于个人。

但是，我们发现监狱没有把罪犯变成诚实的人，而是产生了新的罪犯，或者是将罪犯推向更深的罪恶之中。也就是在那时，开始了对一个弊病的战略性利用。

监狱制造了违法者，但是违法者最终是有用的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比如，在卖淫业中获取利益方面，违法者就大有用处 ，19世纪时，正是有了卖淫者的存在，才有了强大的卖淫业结构，这些人整日在色情娱乐和财富积累中度过。

在19世纪，工人在罪犯出没的地区展现的仇恨和恐惧，就可以明白，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罪犯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他们执行渗透、监视、阻止或者破坏罢工等的任务。

监狱与劳动

监狱本身不是教授技艺或者技巧，而是“劳动”这种美德，一无所获地劳动、为劳动而劳动，这为个人提供了劳动者的理想模式。人们不再努力滴改造罪犯，使他们重获道德，而是力求将他们集中在一个明确划定的圈子里，以达到某种经济或者政治目的。

因此，问题不再是教给他们什么，而是什么也不要教给他们，确保他们走出监狱了什么也干不了。

关于犯罪的话语

从19世纪的简单判决：“他偷东西是因为他是坏人” ，到今天的解释：“他偷东西是因为他贫穷”。
技术和刑罚与医疗压制结合起来。
人们对罪行发生了审美和文学意义上的更多兴趣：平民阶级的犯罪英雄、资产阶级经济犯罪的“新型罪犯”的艺术化、侦探小说。（拉索那尔）。

穷人阶层是犯罪的主要牺牲品。而且他们牺牲得越多，就越是害怕犯罪。但是正是这个阶层吸收了犯罪：监狱是主要的吸收工具“一旦他走进监狱，就有一个机制开始运作，把它变得卑鄙、令人厌恶。因此他走出监狱时，除了继续犯罪，别无他法。

进步：问题应该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现在发生的不一定比以前所发生的更好、更精心或者更清楚，而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进步’。

您的研究似乎总是针对那些平庸或者被平庸化的事物，但是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这样被书写的。可以用放大镜来让人们视而不见的事物显露出来。

引用

一般说来，权力的机制在历史上从未得到深入研究。我们只是研究了那些掌权者，于是有了关于国王和将领们的铁事。与此相对应的是历史进程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史。与这个历史相应的又是机构的历史，就是那些人们认为与经济相比作为上层建筑的机构的历史。但是，权力处于其宏观战略、微观战略和其自身机制中，却从未得到仔细研究。被研究得更少的，是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相互的影响。出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旦有了权力，就不再有知识：权力使人疯狂，统治者都是瞎子。而只有那些与权力保持距离、与专制暴政毫无瓜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于冥想的人才能发现真理。

但在我的印象里存在着一我也试图使它显现出来——知识与权力相接和权力与知识相接这样的持续不断的接合。不能仅仅说这是因为权力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发现，需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知识。事实是，权力的行使创造了知识的对象，使它们显形，积累信息，并加以利用 如果不知道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在日常发挥作用——就不可能懂得任何经济知识。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知识，而反过来，知识也带来了权力。

因此，现代人文主义将知识和权力分家，是犯了个错误，这二者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幻想会有一天知识不再依靠权力，这只不过是以乌托邦形式出现的老调重弹的同一个人文主义。没有知识，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 “让我们将科学研究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口号，但是却只能永远是口号。

关于马克思主义：您和马克思主义似乎保持着一定距离。

我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品，但我并不觉得非得加上一小块认证标记。也就是说，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仔细地在下面加上出处，再对引文发表一番赞赏的评价....

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运用到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马克思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个马克思曾经描述、定义过的情境处。

说到底，做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做个历史学家是否有所不同，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尼采

尼采对哲学话语的主要贡献是权力关系，而马克思的贡献则是生产关系。尼采是关于权力的哲学家，但是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内去讨论问题。

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从一开始起，精神病学的目标就是要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在革命后，过去庞大的控制体系遭到了动摇和破坏，怎样才能重建既不以监禁的形式出现，而又要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控制呢？

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医疗功能，另一方面则是警察的严厉的压制功能——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在我们所谈论的体系中走到了一起。可是这两个功能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同一的。

把人驱赶到西伯利亚这种事早已有之，那是一种单纯的为政治犯而设的放逐。但是，建立一种“政治一医学”“政治一惩罚一医学”或者“医学一政治一惩罚”的监禁，还带有经济的功能，可以开发富饶的荒原，这可是个新的主意。

苏联人治疗同性恋者的做法：苏联人给同性恋者看女子的照片——然后注射能够导致快感的针剂。接着给他们看男子的照片—并注射可令他们难受的针剂。

苏联人30年代和40年代的话语：苏联受到了双重主题的支配。

第一：自然本身是美好的，对自然的歪曲是历史、经济和社会异化的结果。

第二：人应该改造自然，也能够改造自然。自然对人的巨大奉献，对自然的阶段性的改造，这就是当时所有话语例如，利申科(Lysenko)的理论的意识形态背景。

（苏联）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一种将个人的行为“正常化”的需要，需要把个人的行为通过权威管制起来，但不再是通过行政当局或是克格勃的警察机构，而是通过更加精致得多的手段。

精神病院开始诞生的年代

出于政治和法律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在无恰当监控程序下拘禁个人的权利，为了不把他们留给行政部门。

王印文书的历史实践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王印文书”是一种特权的制度，其权力来自国王本人，并针对他最直接的敌人...... 实际上 “王印文书”根本不是王家和上等贵族专用的。但是，从17世纪末叶以来，两种相互关联的制度同时产生了。一方面，警察把城市分割成严密监督的区域，每个区域分配一个警察长;警探和告密者充斥街头，他们逮捕像妓女、同性恋者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与上面那种情况同时并举的是“王印文书”的广泛使用，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地区警察长逮捕和监禁他人......

包括最底层社会的人们在内，都曾被授予过告发和监禁的手段，这种手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运用，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权利。在大革命中，人们深切怀念这种失去的权利。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经常被提出来：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让家庭能合法地拘禁成为他们累赘的人

同样，如果你仔细考察犯罪法典，无论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还是拿破仑式的，“危险”从来并不构成“犯罪”。危险并不意味着“疾病”，它不是一种症候。可是，经过一个多世纪在刑罚和医学之间的摇摆，我们终于“使用”危险的观念。

“他危险吗？”

问题: 如果不设立某种类型的医学权力、某种类型的身体关系、某种类型的独裁统治——一种驯服的制度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我们今天与医生和医学的关系的特征。
福柯的方法论:: 我认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

我们总是能够炮制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大意为: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惩罚强奸，我们只是在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阴茎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可是，我想妇女大概就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荷尔德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