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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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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狱的对话⚓︎

在镇压的历史上,有一个中心时刻,从惩罚到监督的过渡

当我论及政权机器的时候,指的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融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日常生活。

一旦监狱化的监督形式被建立起来,他就开始分泌自己的养料:犯罪。

监狱

监狱的设计目的变化

监狱的本源是与改造个人的计划相联系的。在设计之初,监狱就应成为一个和学校、兵营或者医院同样完美的工具,精确地作用于个人。

但是,我们发现监狱没有把罪犯变成诚实的人,而是产生了新的罪犯,或者是将罪犯推向更深的罪恶之中。也就是在那时,开始了对一个弊病的战略性利用。

监狱制造了违法者,但是违法者最终是有用的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比如,在卖淫业中获取利益方面,违法者就大有用处 ,19世纪时,正是有了卖淫者的存在,才有了强大的卖淫业结构,这些人整日在色情娱乐和财富积累中度过。

在19世纪,工人在罪犯出没的地区展现的仇恨和恐惧,就可以明白,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罪犯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他们执行渗透、监视、阻止或者破坏罢工等的任务。


监狱与劳动

  • 监狱本身不是教授技艺或者技巧,而是“劳动”这种美德,一无所获地劳动、为劳动而劳动,这为个人提供了劳动者的理想模式。人们不再努力滴改造罪犯,使他们重获道德,而是力求将他们集中在一个明确划定的圈子里,以达到某种经济或者政治目的。

因此,问题不再是教给他们什么,而是什么也不要教给他们,确保他们走出监狱了什么也干不了。


关于犯罪的话语

  • 从19世纪的简单判决:“他偷东西是因为他是坏人” ,到今天的解释:“他偷东西是因为他贫穷”。

  • 技术和刑罚与医疗压制结合起来。

  • 人们对罪行发生了审美和文学意义上的更多兴趣:平民阶级的犯罪英雄、资产阶级经济犯罪的“新型罪犯”的艺术化、侦探小说。(拉索那尔)。

穷人阶层是犯罪的主要牺牲品。而且他们牺牲得越多,就越是害怕犯罪。但是正是这个阶层吸收了犯罪:监狱是主要的吸收工具“一旦他走进监狱,就有一个机制开始运作,把它变得卑鄙、令人厌恶。因此他走出监狱时,除了继续犯罪,别无他法。

进步:问题应该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现在发生的不一定比以前所发生的更好、更精心或者更清楚,而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进步’。

您的研究似乎总是针对那些平庸或者被平庸化的事物,但是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

  •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这样被书写的。可以用放大镜来让人们视而不见的事物显露出来。
引用

一般说来,权力的机制在历史上从未得到深入研究。我们只是研究了那些掌权者,于是有了关于国王和将领们的铁事。与此相对应的是历史进程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史。与这个历史相应的又是机构的历史,就是那些人们认为与经济相比作为上层建筑的机构的历史。但是,权力处于其宏观战略、微观战略和其自身机制中,却从未得到仔细研究。被研究得更少的,是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相互的影响。出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旦有了权力,就不再有知识:权力使人疯狂,统治者都是瞎子。而只有那些与权力保持距离、与专制暴政毫无瓜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于冥想的人才能发现真理。

但在我的印象里存在着一我也试图使它显现出来——知识与权力相接和权力与知识相接这样的持续不断的接合。不能仅仅说这是因为权力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发现,需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知识。事实是,权力的行使创造了知识的对象,使它们显形,积累信息,并加以利用 如果不知道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在日常发挥作用——就不可能懂得任何经济知识。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知识,而反过来,知识也带来了权力。

因此,现代人文主义将知识和权力分家,是犯了个错误,这二者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幻想会有一天知识不再依靠权力,这只不过是以乌托邦形式出现的老调重弹的同一个人文主义。没有知识,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 。 “让我们将科学研究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口号,但是却只能永远是口号。

关于马克思主义:您和马克思主义似乎保持着一定距离。

我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品,但我并不觉得非得加上一小块认证标记。也就是说,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仔细地在下面加上出处,再对引文发表一番赞赏的评价....

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运用到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马克思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个马克思曾经描述、定义过的情境处。

说到底,做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做个历史学家是否有所不同,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尼采

尼采对哲学话语的主要贡献是权力关系,而马克思的贡献则是生产关系。尼采是关于权力的哲学家,但是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内去讨论问题。


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把人驱赶到西伯利亚这种事早已有之,那是一种单纯的为政治犯而设的放逐。但是,建立一种“政治一医学”“政治一惩罚一医学”或者“医学一政治一惩罚”的监禁,还带有经济的功能,可以开发富饶的荒原,这可是个新的主意

苏联人治疗同性恋者的做法:苏联人给同性恋者看女子的照片——然后注射能够导致快感的针剂。接着给他们看男子的照片—并注射可令他们难受的针剂。

苏联人30年代和40年代的话语:苏联受到了双重主题的支配。

第一:自然本身是美好的,对自然的歪曲是历史、经济和社会异化的结果。

第二:人应该改造自然,也能够改造自然。自然对人的巨大奉献,对自然的阶段性的改造,这就是当时所有话语例如,利申科(Lysenko)的理论的意识形态背景。


精神病院开始诞生的年代

出于政治和法律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在无恰当监控程序下拘禁个人的权利,为了不把他们留给行政部门。

王印文书的历史实践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王印文书”是一种特权的制度,其权力来自国王本人,并针对他最直接的敌人...... 实际上 “王印文书”根本不是王家和上等贵族专用的。但是,从17世纪末叶以来,两种相互关联的制度同时产生了。一方面,警察把城市分割成严密监督的区域,每个区域分配一个警察长;警探和告密者充斥街头,他们逮捕像妓女、同性恋者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与上面那种情况同时并举的是“王印文书”的广泛使用,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地区警察长逮捕和监禁他人......

包括最底层社会的人们在内,都曾被授予过告发和监禁的手段,这种手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运用,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权利。在大革命中,人们深切怀念这种失去的权利。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经常被提出来: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让家庭能合法地拘禁成为他们累赘的人

同样,如果你仔细考察犯罪法典,无论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还是拿破仑式的,“危险”从来并不构成“犯罪”。危险并不意味着“疾病”,它不是一种症候。可是,经过一个多世纪在刑罚和医学之间的摇摆,我们终于“使用”危险的观念。

“他危险吗?”


问题
如果不设立某种类型的医学权力、某种类型的身体关系、某种类型的独裁统治——一种驯服的制度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我们今天与医生和医学的关系的特征。
福柯的方法论:
我认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

我们总是能够炮制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大意为: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惩罚强奸,我们只是在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阴茎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可是,我想妇女大概就不会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