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化：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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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我自己做的整合。福柯的访谈/文本经常能看到他经常地实践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对当下/历史/过去的处境进行问题化，不停止追问、不停止对自我的反问和反思，不断地推着自己的大脑向前走。

尼采的著作，他从追问知识史、理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如何创造出合理性的历史？ 这是19世纪的问题。

德勒兹对经验论、对休谟很感兴趣，也恰好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人们根据现象学而获得的主体理论是否令人满意？ 他通过休漠的经验论迂回地绕过了这个问题。因此，我想说，在60年代发生的一切都源自对现象学主体理论的不满。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逃避、各种各样的摆脱方法、各种各样的突破，走向语言学，走向精神分析，走向尼采。

如果说，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康德的问题——“何为启蒙？”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承认现代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考察理性之成次“成年人”和“取消托管”意味着什么，那么，19世纪的哲学就主要地是自问理性走向自律意味着什么。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

人们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装备、政治组织这三种庞大的形式追问应该如何评价理性对现代世界的统治。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追问，也可以这么说，是要作出一个总结.或者，是要在理性的统治中引入令人担忧的问题。这是继续追随康德的问题：“何为启蒙？”在法国，对这个康德问题的重复和继续取得了一个精确的形式：或许还不够精确——即： “何为科学史？从古希腊的数学到现代物理学，人们建立了科学的字宙—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在德国，==什么是欧洲的理性历史或合理性形式==的历史的问题，并未在科学史中明显表露出来，而是大体上在从马克斯•韦伯到批判理论的思潮中表露了出来。

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我认为，是同样的问题被提出来：理性的历史是什么？理性的统治是什么？理性的统治通过哪些不同的形式起作用？

今天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现代思想(无论如何，是后黑格尔思想)注重分析当下的时刻，而当下的时刻仿佛恰好在历史中处于断裂期、或顶峰期、或完成期、或曙光显现的时期。所有使用哲学话语的人都郑重其事地反思着他自己的时代，而这种郑重其事我以为是一个污点。 我这么说尤其是因为我有时也是这样做的;我这么说尤其是因为尼采也是这样做的。人们发现他不断地这样做，或者至少是坚持这样做。我相信，应当谦逊地对自己说：从某个方面讲，我们生活的时代并非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好像从这个时代起，一切都会完成并重溯开始，我们同时也应当谦逊地对自己说：哪怕不那么郑重其事，我们生活的时代仍是非常有趣的，它要求着分析，而且事实上我们就常常这样问自己——“今天是什么？" 我自问，是否正是在康德的问题“何为启蒙”之后，人们就不再能够使哲学思想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这样的任务，即说出今天是什么以及说出“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问题作悲剧性的和戏剧性的简单化，借此来确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

今天是什么？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福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