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

约 6362 个字预计阅读时间 21 分钟总阅读量次

这本书很适合作为福柯入门读物，同时也适合读过一些读福柯原书，但是有些一头雾水的读者，身为卡在上述两者之间状态的我，阅读体验颇为不错。隐隐约约地通过只言片语提炼了一些观点和表达。

权力的眼睛⚓︎

我们这里谈到两件事：注视和使某种观念深入人心。这岂不是为了权力而付出的基本的代价么？事实上，权力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实施。显然，存在着一种最小的代价。

...监视的体系却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

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视。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本瑟姆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政治思想的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

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器制造的历史

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这样，资产阶级不但发动了革命，还成功地建立了他们从来未曾放弃的社会霸权...本瑟姆就无疑成了权力技术的发明者的典范。

19世纪的“时髦人物”有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把资产阶级想象成蠢货。正相反，我们还是得承认他们是很聪明的，能够建立权力来保障利润的流通，而利润的流通又反过来强化和改造了权力机器，使之呈现为一种动态的模式。封建权力主要通过苛捐杂税和穷奢极欲得以发挥，最终把自己给埋葬了。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不是通过保护的方式，而是进行不断的更新。因此它与封建主义不一样，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态。因此它既不稳定，又充满了创新。

谁站在塔楼里？监狱里有谁？监视者又在做什么？被监视者在做什么？

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个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世纪确立的社会的特点。权力不再是某个个人凭借他的出身而拥有和实施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某人可以占据处于优势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阶级的统治依然存在，但是权力与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分离。

从这一角度来看，圆形监狱的运作具有自相矛盾的意味。有一个主要的监视者在中央塔楼上对囚犯们进行瞭望;但是这个人对他的属下也在进行观察。主要的监视者对他手下的其他监视者并不信任。他甚至对他们公然表示蔑视，尽管他们被认为是他的助手。本瑟姆在这里倒又像个贵族。

圆形监狱的观念在这些事务中是随处可见的，只要我们想一想那个主要的监视者是怎样通过塔楼的窗户对他的手下和犯人进行从不间断的监视和观察，想一想那句格言：每一个同志都要变成监视者。这种圆形监狱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我们在它面前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这是一种连它的发明者都无法控制的发明。正是从本瑟姆开始发展出对单一权力，也就是中央塔楼的依赖。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会感到疑惑，他究竟要把谁放上塔楼？那是上帝的眼睛吗？但是他几乎没有提到上帝，宗教只起着一种实用的作用。那又是谁呢？最后，我们只好得出结论，连本瑟姆也不知道要把这个塔楼托付给谁。

他谁也无法托付，因为没有人能够占据国王在旧制度中的地位...在圆形监狱中，每一个人根据他的位置被所有的人或某些人所观察。这里存在着总体的和不断流通的猜疑，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点。完善的监视形式导致犯罪意识的强化。

权力｜权力与法律机器｜权力分配

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

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拿18世纪大工场里的劳动分工来说吧：如果没有在生产力管理层面上新的权力分配的话，这种任务的分工怎么可能达到呢？现代军队也是如此。光有新式的装备、新的征兵制度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新的权力分配，即所谓的规训，带着它全套的结构和等级、检查、操练和各种制约。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从18世纪以来的军队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你反对权力是超结构的观念，但是你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权力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体的，它构成了一部分生产力。

一点也不错。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圆形监狱曾经是一项规划和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但是，空间化、监视、禁锢—换句话是就是监禁的权力—的主题在本瑟姆的时代就已经被其他更精致的机制所超越了，那些机制用来对人又进行调节，控制人又的浮动和种种不规则的情况。本瑟姆的想法在强调监视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是过时了，但是他赋予权力的技术以普遍的重要性，这又是非常现代的。

反抗：工厂和“工人城区”中的人是怎样抵抗这种监禁和奖罚记录的体系的？他们意识到禁制、控制和监视的种种难以忍受的特性吗？换句话说，有没有对观看的反抗？

确实存在对观看的反抗。工人们公开表露对居住在“ 工人城区”的厌恶。“ 工人城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失败的。还有在圆形监狱体系中形成的对时间的分配。工厂的工作时间表一直引起消极的抵抗，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工人压根就不去上班。工人们把“ 神圣的星期一”创造为休息日。

但是，在机械工程这样更加男性化的领域，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那里，管理阶层在监视的实施方面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别人。他们在同一群劳动者打交道的时候，通过他们的头领，通常是最年长和最有经验的工人。我们看到熟练工人对权力实施的真正的对抗通常是双面的：其一针对老板，以维护工人团体的利益;另一则针对工人自己，因为工人中的小头领也压迫他的学徒或同伴。事实上，工人阶级对权力的这些反抗形式一直维持了下去，直到管理阶层能够充分地发挥当年未能实现的功能。

战斗，行动和反行动，进攻和反攻：你说起来倒像个战略家。对权力的抵挡在本质上具有物质形态吗？斗争的内容及包含在这些内容中的渴望又是什么呢？

这确实是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问题。对此我认识到一点。某些政治话语利用了势力关系的语言：“斗争”是最经常使用的词汇。但是，当人们面临这种用法的后果的时候，却又犹豫了。他们也不愿意提出这种词汇中隐含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应该把这些“斗争”作为战争的一个个阶段来进行分析？是否应该以战略或战术来作为对它们进行解码时的坐标？在政治秩序中，各势力间具有一种战争意义上的关系吗？我个人无法用是或不是来进行明确的回答。

据我看来，对“斗争”的简单而纯粹的肯定在权力关系的分析中不能作为一切解释的开端和终结。这一斗争的主题只有当具体地明确了——在个案中——谁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为的是什么，如何进行，在哪里进行，凭借何种理性的方式，这时候才能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断言斗争是权力关系的核心，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过去适用的旧的有关矛盾的“逻辑”在揭示实际过程的时候已经不够充分了。

是的，只要这不是行动的最终目的。你觉得如果让囚犯而不是狱监坐在中央塔楼里来管理圆形监狱，事情会更好吗？

权力与性⚓︎

我不想写一部人类性行为的编年史。我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对真理的追求联结在一起的线索是什么。

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

仿佛我只讲述两类故事：疯狂和对疯狂的钳制，异常状态和对异常状态的排斥，犯罪和监禁。其实我的问题往往是建立在另一个概念之上：真理。对疯子施加的权力是如何生产精神病医生的“真实”的话语的？这也适用于性：唤醒一种意愿，去探究施行于性行为之上的权力的来源。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制 (prohibition) 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

在福柯的语境下，“真理”是生产出来的，而他一贯追寻的“HOW”此时张牙舞爪地出现了，这种“真理”（或者表示真理的话语）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反复掏洗？

这差不多也就是我想说的，我们的情况很相似。我并不是要否认我们在性方面的不幸状况，但也不是要用压抑的概念来进行消极的解释。需要把握的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产生性的积极的机制，其结果却是不幸。

对儿童手淫的危害的管制。

在接下来的一卷中我要举到这么一个例子：在18世纪初，儿童手淫突然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到处都把它当作突然兴起的时疫那样去扑灭，大家都认为它非常可怕，甚至会伤害到整个人类。

我们能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突然把儿童手淫视不可接受了吗？颇不以为然。正相反，那时很重要的是儿童与成人、父母、教育者之间关系的重组；家庭内部的关系得到了强化；儿童成了父母、教育机关、公共卫生当局普遍关注的对象；儿童时代成了未来人类的训练场。在灵魂与肉体、健康与道德、教育与培养的交叉又上，儿童的性问题变成了权力的对象和工具。特定的“儿童的性问题”形成了——这些问题是危险的，需要格外小心和不断的监督。

这就导致了儿童和成人在性方面的不幸，到了我们这一代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可是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抑止性，而是要利用儿童的性问题——这问题突然变得既重要又神秘——来构筑对儿童的权力网络。

这种类型的话语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权力控制的工具。同以往一样，它利用了人们所说、所想和所希望的东西。它利用了人们的心愿：人们总是相信，为了得到幸福，只须跨越话语的门槛，解除一些禁戒就行了。但是，事实上，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压抑，把反叛和争取自由的运动引向歧途。

儿童有五花八门的快乐，而性的栅栏则是囚禁这些快乐的监狱。

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

作者关心的重点：

如果我想夸张一点，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的话，我要说我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我对这些年来意识形态观念的运用很不满意。它被用来解释谬误或幻象，或是用来分析表象——简言之，一切妨害真实的话语生成的东西。它还被用来表明人们头脑中的思想与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对此我花了很大的精力。

我相信你所说的自然主义指的是这两点。一是某种理论，相信在权力的暴力和策略底下，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事物本身原始的活力：在精神病院的围墙后面，是疯子们的自然活力；通过刑罚系统，可以看到罪犯们的狂热；在性的禁忌下面，是鲜活的欲望。再就是某种美学和道德上的倾向性：权力是坏的，丑恶的，可鄙的，贫瘠的，单调的，死气沉沉的；而权力的施行对象则是好的，正确的，和丰富多彩的。

哲学的长期问题

如果以孩子的童话那样简单的形式来说的话，哲学长期以来的问题一直是：“在这个一切都会死亡的世界里，什么东西不会消逝？”

据我看，自从19世纪以来，哲学不断询问的则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这些也许只不过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因此，哲学的问题也是有关我们自己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完全是历史性的。它是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是和政治不可或缺的历史。

关于权力｜反抗。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所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

绝对如此。我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实体。我只是说：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落入权力的圈套：我们总是能通过明确的策略来改变它的控制。

我梦想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普遍性的原则；他们在今日的迟惰和约束中寻找和标出薄弱环节、力量作用的路线和出又；他们不断地在运动，可又不知道正在朝什么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观点会变成怎样，因为他们太关注此时此刻了；他们不管怎样地运动，都要坚持问一个问题，即是否值得为革命付出代价 (什么样的革命？什么样的代价？)

文学的功能⚓︎

从来没有人分析过，在大量的言谈中，在所有实际的话语中，一些这种类型的话语 (文学话语、哲学话语)被赋予了特别的神圣性和功能。

这是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将不得不问自己:构成小说、诗歌、故事在社会中的流通的活动是什么呢？其次，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分析:在所有的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神圣化，作为“文学”来发挥作用?它们与一种原先并不与之相容的机构发生关系:大学机构。它现在又开始被认同于文学机构？

在此我们接触到某种真相：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

事实上，布朗肖和巴特的工作是要把文学非神圣化，这是通过割断把文学置于绝对性的表达的途径来实现的。这种断裂表明，下一阶段的运动就是绝对的非神圣化，并且要弄清楚，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模式，针对特定区域的语言是如何在普遍的言谈中形成的。它不该被要求来承载文化的使命，而是应该搞清楚一个文化是如何决定给予文学这种非常特殊、非常奇径的地位的。

越过了怎样的门槛之后，话语（无论是有关病人还是罪犯等等的）开始在文学的领域中起作用?

福柯的方法论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刚一产生就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触发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

要让自己摆脱哲学，就必须摆脱顺从的态度。如果待在哲学里面，努力地进行阐释和界定，不停地围着它转，那是摆脱不了哲学的。不，那是不行的。要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欢快的愚鲁，爆发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大笑，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理解，或者说，破坏。是的......它破坏，而不是理解。

哲学的生命⚓︎

关于哲学的批评、批判和思想过剩。

真奇怪啊，人们怎么那么喜欢评判。到处都有评判，什么时候都有评判。 也许这是给人类的一件最容易的工作。你知道，世上的最后一个人，当核辐射最终把他的最后一个敌人化为灰烬之后，会坐在摇摇欲坠的桌子边，开始对应为此事负责的人进行审判。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批评家”和写书的人之间原来就一直存在齟龉。前者感到被误解，后者认为前者在努力使他们就范。这是一场游戏。但是今天情形有些特殊。我们有对付匮乏的机构，但我们却处在过剩的时期。

于是一种焦虑表现为无数症候，有些很滑稽，有些不太滑稽。于是写作者在面对大众传媒的时候有一种阳痿的感觉，他们批评它操纵书籍的世界，任意地制造和摧毁名声。于是批评家感到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别人听到，除非他们大喊大叫，还要每星期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于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化，在从事“意识形态斗争”和排除“危险思想”幌子下面，它掩盖了根深蒂固的害怕不会被人听到的焦虑。

你不觉得我们的时代确实缺少能够对付这些问题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吗

不，我不同意这样的观念，认为我们时代颓废，缺少作家，思想贫瘠，前途暗淡。正相反，我相信这个时代患了多余症。我们遭受的不是匮乏，而是思考问题的不恰当的手段。提供给我们去了解的东西是过于丰富了：它们同时是根本性的、可怕的、奇妙的、有趣的、不重要的、关键的。而且存在着认知的惊人的好奇心、需要和欲望。人们总是在抱怨大众传媒在他们的头脑中塞满了人物。这种观念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味道。相反地，我相信人们会有反作用;你越是要他们确信，他们就越要提出疑问。大脑不是软蜡制成的，它是能够作出反应的。当你往人们头脑中塞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想知道得更多、更深。

这一点和我有点像，我觉得有一种思考的方式是“要我怎么做，要我这么想，我偏偏不这么想”，或者说，我想知道你“要我这么做”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以及你是怎么Push我“这么去想”这件事的。

我刚才提到哲学是反思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方式。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质询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如果这就是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才对呢？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不同性质的工作正在进行，它们在改变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行为的方式。

惊奇与欺骗的“双重游戏”⚓︎

我的课题不是要描述主体产生的阶段，而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带着不同的问题和障碍，并通过远未完成的形式存在。

既然你不认同任何普遍的真理，而是不断指出思想中的悖论，把哲学变成一个永恒的疑问，你是一个怀疑主义思想家吗?

当然是的。怀疑论中只有一点我不赞成，它努力依照某种次序来达到某些结果—因为怀疑主义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怀疑主义!它试图在某些领域提出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却把一些观念合法化;

其次，我认为怀疑主义者的理想是要做相对知道得少一点的乐观主义者，但是要确保他们的知识绝对可靠，无可挑剔。我却不一样，我的目标是要用哲学来限制我们的知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