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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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

出生在中国云南昆明，在伦敦目睹了被殖民者印度人被英国学生殴打，同情民族主义的认知和道德立场。

1958年远赴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
1961到1964年间在苏加诺总统的民粹政权衰弱的时期，在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充满活力、相当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
1965年反对美国轰炸越南投入到反战运动之中。撰写了分析苏哈托军事政变的论文（康奈尔文件）。被印尼人下令禁止入境。
1972年后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国家，比如泰国。1974年来到泰国开始学习泰国的语言文化与政治。 1979年，在美国国会，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情势作证。
1978到1979年间，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导论⚓︎

起点：越南在1978和1979年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1979年2月与越南的边境冲突。

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有变成民主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

事实摆在眼前：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

我（作者）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要适当的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他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

作者对民族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他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

因为即使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然而他们互相链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或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

它是有限的

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像他们涵盖了素食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

它是拥有主权的

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

它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

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的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趋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暂历史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文化根源⚓︎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圆盾，更能鲜明的表示，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

民族主义的想象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这正暗示了他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

为何我身为盲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为何我的爱女智力不足？宗教企图做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和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一大弱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厌烦的无言以对。

主要是因为在西欧， 18世纪不止标志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他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

因此，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宗教共同体⚓︎

中国人不把自己想象成中华，而是畏惧中央之国——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还是经由某种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阿拉伯文正同中国文字一样，创造了一个符号而非声音的共同体。他们认为只有阿拉伯文才最接近真主的语言。

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连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未知宇宙的中心。

不过这种由神圣的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不同于现代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颇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

这些古典的共同体从未设想过一个和语言高度分离，而所有语言都只是和他保持等距关系的符号的世界。本体论的想象只能通过一个单一的，具有特权地位的表象系统才能理解。

这种宗教共同体的衰落来自：

首先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的影响：急剧扩大了文化和地理的事业，也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
第二个因素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逐步衰微。拉丁文丧失了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的地位。（见后文印刷资本主义的影响）

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神圣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完美例子。

王朝⚓︎

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来源于神授，而非民众。

复杂的多层妻妾体制，对于王朝的整合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王氏血统的威望，除了神命之外，经常也来自异族通婚。

自从17世纪开始，神圣君主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当性在西欧开始慢慢衰退。早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的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

对时间的理解⚓︎

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以视觉和听觉的表现对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奥尔巴哈强调，同时性（simultaneity）这样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

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始终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

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如此重要。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间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

一个美国人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认识他2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些同胞们具体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

《发痒的鹦鹉》《黑色的三宝垅》与作为圣餐的报纸

一个孤独的主角被至于一个经谨慎而一般性的细节所描绘出来的社会景致旁边。这里有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从未被命名，却常常被称为“我们的年轻人”的主角。

这种所谓的“我们的年轻人”的用法，一直一个属于印尼的读者群体的青年，而且又蕴涵着他是一个初生的印尼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员的含义。

最后，“我们在阅读我们这位年轻人的阅读”，这个二重性确认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他并没有在泥泞的街道旁发现那个穷困的流浪汉的尸体，而是从一份报纸的铅字中想象出来的。他也不在乎那个死去的流浪汉的个别身份如何：他所想象的是流浪汉所代表的群体，而非其个人的生命。

这种想象出来的关联诞生自两个间接相关的根源。第一个不过是时间上的一致而已。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他唯一最重要的标记，提供了一种根本的联系：同质化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的滴答作响而稳定前进。

第二个根源在于报纸作为一种书的形式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意义上书籍是最早的现代诗的大量生产的工业商品。 报纸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是一种单日的畅销书。他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的同时进行消费，也就是想象，让我们知道，特定的早报和晚报绝大多数将会在这一刻和另一一刻之间只在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所以黑格尔说，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

每一位阅读报纸，参与这一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万计，他虽然互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依然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消费。

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同样在同时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家里被消费时，更是持续的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

虚构静静而持续的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历史上直到三个根本的、非常古老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并且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地方，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最终出现。

第一个概念认为特定的手抄本语言之所以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途径，恰恰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真理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理念孕育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其他跨越各大洲的信仰集团（solidarities）。

第二个概念则相信社会是自然而然的在至高的中心（某种至高无上的君王或者神或者宇宙论的法则）的四周与下方组织起来的。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因为统治者和神圣经典一样，既是通往存有之路，同时也内在于存有之中。

第三个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中，宇宙论与历史无法区分，而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上述三个概念将人类的生命深深植根于事物本人的性质之中，对存有的日常宿命性赋予某种意义，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从这些宿命中获得救赎之道的方法。

民族意识的起源⚓︎

印刷术的知识却依存在可复制性以及传播性质上。作为商品的印刷品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概念的关键。

作为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书籍出版业充分的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市场那永不停息的追求。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出他们的商品，所以他们最想要的是那些能够尽可能的引起多数当代人兴趣的作品==。在当时和现在，大部分人都只懂一种语言。资本主义的逻辑，因此意味着精英的拉丁文的市场一旦饱和，由只懂得单一语言的大众所代表的广大潜在市场就在招手了。反宗教改革运动虽然促成了拉丁文出版业的短暂复兴，然而这个运动到17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同时天主教修道院的拉丁文藏书也以极度饱和。这个时候发生在欧洲各地的资金短缺也让印刷商越来越想贩卖用方言写作的廉价本了。

资本主义的这种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冲刺还受到了三个外部因素的进一步推动，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更直接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兴起。

第一个因素也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拉丁文自身的改变。

第二个因素，是其本身之成功同样受惠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的影响。

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不只仅限于一般只懂得一点点或完全不懂拉丁文的商人和妇女——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

第三个因素是，被若干具有利地位，并有志成为专制君主的统治者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特定方言缓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的扩散。

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垄断拉丁文，并使之成为“专属于他的国家语言”。

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传播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偶然的但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这些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感受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力领域里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人的存在。

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特定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被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

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语言不同的权力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