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小史 及 日本哲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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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小史⚓︎
朱子学及其接受⚓︎
思想家：林罗山（后剃发为僧，出仕幕府），林罗山的老师藤原惺窝。这一段说来话长了。罗山后来成为江户幕府的儒学领域，“官学”。原本把持中国古代典籍解释权的特权家族是清原家族，后来在林罗山和清原家族的辩论中被判胜诉。成为主流。
《三德抄》《春鉴抄》
朱熹认为“情 = 四端 + 七情”，认为要以理为前提，涵养未发之理。“理”是一个超越了人的感性认识范围永恒存在的形而上的存在，是超越宇宙万物的形而上，又存在于每个事物之中，成为万物的根源。
理的形而上性是区别于气的形而下性而言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子学
根本思想是理气二元论、性即理学说。通过严格区别理与气，首先确定理的绝对性。在此前提下，“性即理”学说又确定了性作为至高的道德标准，具有先验性道德律、内在的绝对善的本质特征。
李退溪（李氏朝鲜的儒学家）：四端和七情说。
朱舜水和日本文化（增补）⚓︎
朱舜水，中国人，积极参加反清抗争，颠沛流离后到日本讲学。推动古学派、省庵学、木下学（木下贞干）等。
朱舜水主张经世济民，为学有实用，并且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建筑、器物等的先进知识。
古学思想及其展开⚓︎
思想家：山鹿素行、荻生徂徕、伊藤仁斋。
同时拒绝了朱子学，并且没有走进阳明心学。
徂徕学在政治上的体现
公权领域和私权领域的分离 ：“与其对一个可怜人的心情和动机问罪，不如对负有政治责任的人的政治责任问罪”。这与马克斯·韦伯“负责任的伦理”优先于“心情伦理”的思想吻合。“不可以将心情伦理用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上”。
在思想上确定了公共领域、政治和法律的优势地位。
先王之道
政治和道德应该严格区分开来，为政者拷问的不是其主观心术如何，而是其政治行为带来的后果。徂徕甚至还谈到了很功利的想法：政治家之所以留心那些从道德上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行为，不过是因为那样做民众才会服从他。
“道”是先王受天之命，为“安天下”的政治行为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
- 古文辞学： 徂徕学的语言哲学观念：先王之道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百世之后的人要了解先王之道是非常困难的，唯一了解的办法就是古文辞学。
武士及其道德⚓︎
思想家：山鹿素行的推动：《叶隐》
町人与重商思想（商业伦理倾向）⚓︎
町人：寄生在幕府体制上求生的一些商人。因为身份制度的原因受人歧视。
思想家：铃木正三、石田梅岩（心学运动）
心学运动：“商工乃市井之臣”，得买卖之利乃商人之道，认为获得利益是理所应当的，应该给予肯定。如果没有这些人存在，只有农工，那么社会就无法存续。
“商人虽然在身份上是有差异的，在职分上是平等的”。石田赋予了商人职业伦理（町人伦理）、提倡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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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思想、净土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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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间直方：货币论和信赖伦理：肯定町人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对政府的货币政策提供自己的意见。
十八世纪初日本的启蒙思想⚓︎
十八世纪初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因为此时的思想家相信理性，认为有能力担负起启蒙的重任。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相对化和批判的新精神。
构成启蒙的前提是思想家对理性的信赖，基于这种信赖的知识冒险精神以及社会上出现了在自己的思想中体现出这种精神的人物。构成这种思想精神的基础是经验性合理主义。
思想家：富永仲基、三浦梅园（条理的哲学：兴起于对自然和宇宙的怀疑）、山片蟠桃（否定灵魂不灭，“无鬼论”，肯定利益竞争伦理（贴合了商品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代表作《梦之代》）
山片蟠桃：最值得信赖的是西欧各国所做的实地考察，实际测量和亲眼所见的东西。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实地考察和亲眼所见的知识就是欧洲人进步的源泉。
富永仲基
对町人理论的贡献：“诚之道”学说：认为佛、儒都不是适合日本的。民众心中的诚就够了。
怀德堂学派：
经世济民思想与新法家⚓︎
思想家：海保青陵（1755-1817），新法家的代表，“彻底合理主义哲学”的代表。强烈提出要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肯定商业资本、发展社会性的社会和经济组织。
与太宰春台的“合理主义”的关系：待补充。
摘要
青陵的关心所系，是如何发掘古代文化的优长，使之适应今日社会的发展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他的所谓“稽古”，就是试图在古今之间寻找到一个相与对接的“合点”，而判断古典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今日社会的发展现状、是否有实用价值。
“以理为利”，是他道德改革的撒手锏。这一命题给出，他认为，儒家“王道”论的道德说教，充其量只是一种“救时论”，而法家“霸道论”才是“治世论”。眼下的日本是“治世”，因此不该用孟子的“性善论”基础上的“救时”论。
他认为人心没有善，他把“善”的先验内在性化为虚诞，转而使后天的外在性被放大。“善”不再等同于“慈”，而“善政”也就不等于“慈政”。所谓善，应指法政之公平与买卖计算之严密，而绝非以往所谓妄施恩惠的“善政”。
青陵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孔孟门下的“四端”转化为法家的诠释与命题。“儒家的不合时宜，旧道德体系堕落，成为阻碍现实社会发展的力量。”。
人的道德操守并不决定于先验主义的人性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利害才是决定一切的
人之性也，皆以利己为愿，唯此，圣人乃立孝悌忠信以至于仁义礼智诸明目，意欲使人行之而遂其愿也。故自孝以下皆为利己之方也。
注意日本的时代背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认为，在实际的利害选择面前，对人的道德的依赖是盲目和没有依据的，因此也是不起作用的。相比之下，因为利害而制定的赏罚机制这一做法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是道德说教所万不及一的。（摘取自韩非子类似的表述）
因此他的理论呈现出一种与商品经济、商业法律规则相贴合的状况：以“公平”为前提，只有此才是“合理”的。同时他分析了日本的状况，从“耕战”转化为“商战”。
安藤昌益：乌托邦思想。
本多利明：重商主义思想。
国学运动⚓︎
日本国学
研究方法论：采取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精神”或者“事”进行阐述，不采用朱子学的“以理压制人欲”的人生观，而是采用重视感情和情绪的重情主义人生观。
和古学的区别：古学脱离朱子的思辨性合理主义，回到孔子本身，或者孔子之前的先王之道。而国学主张从儒教、佛教中解放出来，认识日本古代。
初创者：契冲
贺茂真渊：万叶和古代精神。在万叶集中领悟到古代精神：时代精神往往在诗歌的韵律中才能最为明显地被形象化。“唯有古世之歌，乃古世人之心词。”
《宇比山踏》
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
人性论：把表现在王朝文化中的女性的柔弱作为文艺和人性价值判断的标准。“物哀”论。肯定人的欲望，但是不是所有的欲望都能成为艺术的对象而得到承认，对他来说，只有色欲才是能够成为艺术对象的欲望。
物哀
“凡触及世间万事，知触景生情之心，当喜之心则觉喜，当趣之心则感趣，当悲之事则觉悲，当恋之事则觉恋，各种情之感动乃知物哀也。”：接触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并以适当的方式感动。也就是说，所谓“知物哀”不仅意味着单纯的感动作用，而是一种感受，感动和共鸣作用。
但是，在本居宣长看来，只有用“韵律之词”“优美高雅之词”来形容表达才能成为真正的诗歌。
神的观念
除了那些神社供奉的神，古代典籍刻画的神，神是：“无论何物，有不同寻常之优良道德，令人敬畏者称为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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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善恶二元论。“吉凶祸福是祸津日神和直日神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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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心存尊王之心，同时要顺从现政权的幕府统治。
他的思想蕴含着一种让人们以宿命爱的精神去忍受所有现实——哪怕是令人不愉快的丑恶现实的力量。
平田笃胤（1776～1843），神学家。笃胤学。
幕末志士⚓︎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改革思想的担当者和推动者占据核心位置的不是儒者，而是有着儒教方面修养的武士。
志士：不仅学习儒学，还推动政治改革，以武力达成目标。
水户学派
待补充
横井小楠：儒教改革思想；
吉田松阴：“一君万民”、“民政海防”思想：在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时，就通过往来商队了解最新消息，并提出“海防”；同样地，第一时间了解了太平天国，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必须“安内”。
他的收获：1. 甲胄抵不过火炮，需要引进技术；2. 统治者要积极作为，不能任由民叛（太平天国的教训）
汉土虽具存圣人之典籍，然王政已扫地，遂至招西洋夷辈之非议。上述内容来源：《德川思想小史》 by 源了圆。
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
明治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 井上哲次郎：《教育敕语》的修改和实际撰写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具有东方史的广博知识，留学德国期间专攻西方哲学史；虽然起草者实际上是内阁总理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政主导。
教育敕语的背景是1882到1890年间“德育混乱时代”，国家缺乏道德规范。
- 《教育敕语》的要点与特色：
- 以“皇国”和“神国”观念为日本超乎万国的主因。（日本的远祖是按照天照大神的神意降生，此后代代相传，最终“神武天皇”统一邪恶，创立帝国）
- 以舍身为皇、尊祖孝亲为日本由于万国之美德
- 以国民需团结合一，服膺天皇为国家安定之计
- 忠孝为国体之要义
- 以综合家族制度阐明“忠孝一本”、“君臣一体”概念。
- 忠孝不两全，移孝作忠
- 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的依据定为天皇祖先的教训，除此之外，不允许人们由内在层面，或者是精神权威（如良心）中寻求道德依据；在文中把个别价值扩大为普遍价值逻辑，符合天皇制国家“八纮一宇”的逻辑；
敕语衍义
《敕语衍义》的方法论，（衍义是《敕语》的指示和解读，井上专门写出来方便教化百姓）：
借用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达到政治合法性 --> 学理合理性 --> 伦理普适性的目的。
- 通过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确立天皇的政治权威；
- 通过把带有神话色彩的话语作为历史而实体化；
- 通过对《敕语》进行==哲学再解释==，使儒教道德获得学理上的合法性。（皇统之合法性）
- 通过把多元化的君臣关系转换为以天皇为唯一之君的一元化关系，把多元化的忠孝关系转换为对于天皇效忠的一元化关系，忠孝道德获得伦理普适性，成为日本道德论的基础。
- 确认臣民对天皇的同一性；
明治儒学的实用性⚓︎
明治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两个大的潮流，一是以富国强兵为旗帜的国家主义，一是以文明开化为旗帜的文明主义
涩泽荣一（1840-1931），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株式会社”企业组织方式的创始人。与一些维新元老一起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
许多日本人对于企业所有权、经营权、资本主义企业英国如何组织、需要怎样的法律环境，都没有什么知识，对自己不熟悉的新型产业既没有投资的勇气，也不知如何经营。
成立第一家国有银行，让资本制企业第一次与资本所有者的家族财产相分离。
推动劳动制度的形成；推动了资本家队伍和资本家人才的培养。突破了士农工商传统观念束缚的限制。这是文明开化主义与国家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资产阶级进行道德武装”
近代日本的社会变迁不是近代化，也不只是工业化，而是资本主义化。
涩泽荣一这一辈人是在朱子学的熏陶下成长的，朱子的”大义名分“论与日本土生土长的“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子孙”的思想融合形成“尊王”论，是维新变局的主要精神动力。西方列强入侵，日本国将不国，激起排外情绪，也就是“攘夷论”。
职分
在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体制下，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职业，某种身份对共同体负有的指责称为“职分”。
国家、社会、个人、经济、法律、政治、自由、平等等等，这些我们每天用来表述思想、讨论问题的概念，都不是我们文化固有的名次，而是作为翻译语从西方文化中移植过来的。
- 日本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式，“共同体思维”，共同体主义成型于身份制社会，在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期曾经遭到批判破坏，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成，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新回溯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明治若干时间节点
1869年，身份制度改革，公卿、大名改为华族，武士改为士族，农、工、商划为平民。
1870年，赋予每个国民有姓的权利；
1871年，身份改革深入，废除“秽多”、“非人”的称号，统称平民。但是，消除这些因袭的等级秩序，需要的时间远多于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