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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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国作家 奈吉尔·巴利 的一本“可爱天真”的书，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到了这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哲学/人类学”分区下，中和一下先前文本“刻板的严肃”带来的单调氛围：就像这本书一样。
巴利于1977年至1979年间两度前往喀麦隆多瓦悠族聚落，从事仪式和信仰方面的民族志调查，这两本书记录了他将近两年的田野经验。关键点是，他没有把田野经验完全写成论文，而是写成了一本“天真”的书：记录下了奇怪颠沛的田野故事，以及一个外来人在土著世界的陌生和磨合。
关于人类学
毕竟，回溯历史来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曾经是获取知识的革命性方式，只要善加运用绝对是效率很高的利器。但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对其研究方法过度自信，以为一旦做了一段时期的参与观察便得以洞识文化的奥秘，尤有甚者，有些人类学家还仗着田野调查这把尚方宝剑，对其他学科嗤之以鼻。
不同的是，后现代民族志难免沉溺于矫情的反思，最终成为作者自恋的呓语，
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
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人们无缘使用的句子。
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
人类学者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乎其他人类的秘密，如果有人建议他到他处做研究，就好像说他可和任何人进教堂，就是不能与独特的灵魂伴侣相厮守。
旅途⚓︎
- 我至少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而非政治或都市社会化等议题。
在这之前，人类学者多半在书房里构思理论，资料来源是将调査表发给传教士、商人、殖民者与旅行者。马林诺夫斯基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返回英国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5年间，他是英国惟一的民族志大师。
关于抵达土著部落：如果你懂得巧妙行贿，这些困难都可神奇消失，但是向谁行贿、行贿金额多少，这是新手极端欠缺的细腻艺术。稍不谨慎，便可惹来严重麻烦。
结局是我的脸上挨了一拳，小偷抛下相机箱。一个热心的计程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
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教会被控贩卖奴隶与雏妓、巧取豪夺土地，以武力与地狱之火恫吓原住民。教会摧毁传统文化与原住民自尊，将全世界原住民矮化成仰赖布施、无助困惑的白痴，让他们成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奴隶。
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我的主人以对待无知笨蛋的容忍语气温和透露，在我还没弄清楚文件之前，我和我的宝狮404哪儿也不能去。到处都有宪兵驻守，他们除了检查文件，啥也不做
法国地图很少有渡河处、教会尖塔等标记，而是大幅介绍餐厅与美丽景点。光看我的法国地图，会误以为轻轻松松便可从一处充满感官享乐的地方到达另一处。
举世皆然，酒吧是你具体感受城镇气氛与谎言幻象的地方，毫无例外。十分钟后，一个脸色疲惫的男人出现，告诉我呆坐无用，啤酒三个星期前便卖完了，新货可望在一天内抵达。现在，我已经摸透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病”，转身离去，前往新教会。
土著社会⚓︎
在多瓦悠社会里，铁匠是隔离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铁匠阶级只能与铁匠阶级通婚，不能与其他多瓦悠人共食，也不能一起汲水或者进人他人的房子o铁匠必须与众人隔离，因为他们制造噪音、气味，还说话奇怪。
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上，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他的眼睛在头巾下审慎评估我。我突然注意到他嘴里含着一根针。
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人不只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雇佣是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他的太太生病了：这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尽可能帮助她痊愈。
如果你有东西不要，他有优先选择权，之后你才能给别人，否则便是不礼貌。你几乎无法在自身的利益与他的私生活间划清界线。稍不小心，欧洲人便会深陷范围宽松的各式亲属义务中(除非他的运气很好)。如果一个雇工称呼你为“父亲”，那是危险征候。接踵而至的一定是聘金未付或牛只死亡的悲惨故事，如果你不帮助他解除一点负担，就是背叛。
鱼干是本城的主要工业，另外两项产业是啤酒与行政机关。对多瓦悠人而言，啤酒是特别的销魂物，他们尤其热爱法国殖民时代背下的“三三牌”啤酒。“三三牌”啤酒的特性是让你直接由清醒掉入宿醉，中间毫无微醺与酒醉阶段。
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多瓦悠人分为两类：山地与平地。
多瓦悠社会并没有一般定义中那种握有权力与威权的酋长，是法国殖民政府创造了所谓的酋长，希望透过这些“领袖”统治子民与收税。以前，多瓦悠社会的酋长称为瓦力(waari)，依据分类，他只是有钱人，也就是拥有许多牛。
非洲多数社会非常强调身份地位的差异，非洲人也爱大张旗鼓凸显上下有别。他们以一种西方人无法消受的方式匍匐在地、立正行礼、下跪、鞠躬，拒绝接受此种致意是极为失礼之事。
我开始事先准备的演讲，描述我从非常遥远的白人国度来此，因为我听说了多瓦悠人的好，孔里人尤其善良温和。
在这里，没什么东西保证有效。”结果居然有效。让我及时颤巍巍按原定时间搬进村里，但是在那之前，连续好几个高烧不退的夜晚，我都饱受天花板洞穴飞下的蝙蝠侵扰折磨。我看过不少文章盛赞蝙蝠的飞行功能超级优秀。一派胡言。热带蝙蝠飞行总是迎头撞上障碍物，制造可怕的碰撞噪音。
多瓦悠人对自己的母语评价极低，多数酋长拒绝使用此种原始、不雅，只比动物鸣叫略高一等的语言，因此他们不懂为何有人学不会它。可想而知，他们也是糟糕的语言学资料提供者。多瓦悠人喜欢说通用的富来尼语。
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接纳我，是因为我不放弃学习此种不完整且高度被低估的语言。
但，这都是“后见之明”。初抵孔里的三星期，我只知道自己在学习一种超难的语言，一个村人也不见，大雨下个不停，我觉得虚弱，无比孤寂。
相信人类学论文之所以充斥资料搜集，并非源自它具有高度价值或趣味，而是来自“凡有疑惑，便搜集事实”的态度。
我每日带着烟草与笔记出发，到田里踱步，估算农作物产量、计数山羊数目，做一堆不相关的事，至少可让多瓦悠人熟悉我奇特、莫名的行事风格。现在，我已经开始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当然，我也有缺点。我吸引外人进人村子，这是不好的。我常以蠢笨的问题累死主人，还拒绝理解他们的答案。我可能将所见所闻泄漏给外人知道。此外我常捅娄子，让大家困窘不堪。替如一次，我问某男人他出猎前是否停止行房。
我的语言能力低落构成一大威胁。多瓦悠语言里，猥亵与正常只是一线之隔。音调稍加改变便会改变疑问质词，使正常句变成问句，还是最猥亵不堪的字
直到今日，我仍深信我对多瓦悠人的最大价值在“新奇”。
多瓦悠女人知道如果牛只践踏了她的田，代表她偷人，丈夫可以痛殴她一顿，因此特别小心守田。为了防止来年粮食受损，有时孔里人好几个星期才回村里一趟，第二天又一大早离去。
法国政府刻意引进赋税制度（并不成功），企图迫使多瓦悠人使用钱币。但直到今日，他们仍喜欢以物易物，不爱用钱币。他们累积债务，直到杀一头牛便可一笔勾销为止。如果他们馈赠我小米，我便必须回赠他们肉或城里买回来的小米
有一天，我与烟草店老板一起外出吃饭，不知为什么，突然幸福感紧紧包围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坐的是布套扶手椅。在多瓦悠，我不是坐在石头上，便是坐酋长的摇摇欲坠折叠椅或教会的硬背椅，这是数个月来我第一次坐到扶手椅。
华特是《时代周刊》填字游戏迷，经常坐在阳台上，与填字游戏数小时痛苦奋斗，不时绝望呻吟或者兴奋跳跃。他极有音乐才华，很快便取得教会那台饱受湿气与白蚁侵蚀、油尽灯枯、哮喘不已的钢琴独家使用权。
女人身戴表示哀伤的树叶
葬礼时，男人互相打趣玩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与死者同时接受割礼。终其一生，他们见面就应互相戏谑侮辱，而且可以随意拿取对方的财物。突然间大雨如注，大家都消失。我问：“他们去哪里?” “他们去树林里大便。”
后来，我才发现到树林里大便也是仪式的重要部分，间接点出这些戏谑兄弟的割礼真相——他们的肛门并未缝合。
譬如男人会抱镜跳一种非常自恋的舞，一起接受割礼的哥儿们必须爬上死者的屋顶，用肛门摩擦屋脊。女人以形似阳具的山药做出各种奇怪动作，令我颇感困惑，后来我才发现那是男孩受完割礼的仪式变形。
你试图勾勒多瓦悠人的世界——他们如何建构与解释自己的宇宙观，但此类资料多半属于意识不及的范围，你不可能直接问多瓦悠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太模糊了。解开宇宙观之谜，某个词汇、信念，甚或某个仪式的结构都可能至关重要。你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
土著文化⚓︎
譬如，我曾说过铁匠是隔离阶层。隔离规则包括不能与族人共食、一起汲水与耕种，也不能与其他阶层婚配。
我和村里女人混得颇熟，她们是不错的消息来源。据她们的说法，触犯禁忌将影响生育能力，怀孕妇女绝不能进人打谷场，这和我想的完全背道而驰。
多瓦悠文化里，人的繁生与植物丰收交互影响，而且是好的影响。譬如女孩初经来潮，必须被隔离在小米磨坊。又臂如，惟有姻亲可互赠发芽的小米。铁匠阶级不能与一般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也不能踏人女人的小米田。
然后告诉我哪些场合男人会把头发剪成星形。因为多数多瓦悠女性仪式只能视为男性仪式的蜕变，这给了我一些解释线索，也打开新的探索领域——身体装饰与瓦瓮装饰的对称关系，以及哪些当地观念让女人被视为有缺陷的人。
我从别的女性资料提供者处听到怀孕妇女不能进人打谷场，我很好奇玛丽约的说法会是什么。我缓慢推进问题。打谷场用什么做的？在打谷场干什么？有什么禁忌吗？什么人不可以进人打谷场？她也回答说怀孕女人不可以，但是加了一句：“至少，胎儿还没有足月前不可以。”如此一来，观点完全不一样了。她继续解释
怀孕女人进入打谷场可能会早产。我的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终于保住了。
门外汉绝无法体会这么个小消息所带来的满足。多年的单调苦读、数个月的生病、孤寂与乏味、连续数小时的蠹问题，统统值得。人类学领域里，假设获得证实的机会很少，理论模型得以确立正是我亟需的士气提振。
多瓦悠人不能碰触食蚁兽的爪，碰了，终身阳具都会软瘫无力。食蚁兽的爪子也可用来杀人：放入面包树的果实里，喊出被害人的名字，果实成熟落地，对方就死了。如果有人猎到食蚁兽，便会公开召唤我，当众将爪子交给我，以示对族人并无恶意。我必须将爪子带到山头，埋到人迹罕见处。
数天后，村里来了一个“古米赫”。这些讨厌鬼是退役军人，受聘中央政府，负责压制宪兵无力维持秩序的顽强村落。每当“古米赫”光临一个村落，便长时间霸占民宅，白吃白喝，尽情指使主人。
位神父的理论直攻“性压抑”，一切都和“性”有关。男人被杀后竖立的木叉，一边是阳具，另一边是阴道;割礼的紧张代表他们对阉割的深层疑虑;他们谎称割礼是用牛皮缝合肛门，显示这个民族有肛门妄想。看来，这位神父不仅读了心理学教科书，还读了一点人类学。
第三次开庭，有人提议神判：男孩将双手伸人滚水捞石头，随后包扎双手，一星期后，手伤如果痊愈，他便是清白的，老者必须赔偿他的损失。老者不接受此提议。男孩随即要求老者赔偿撞坏的门。老者否认破坏他的门，是男孩自己弄坏门，借此侮辱他。酋长宣布休庭，下次要宣证人。第四次开庭，证人来了，但是原告与被告都没出席。案子就此无疾而终。
人类学文献经常记载田野工作者不被当地人接受，直到某天他拿起锄头，开始辟菜园，境遇才获得改变。多瓦悠人可不是如此。每当我试图做点劳力工作，他们便大惊失色。如果我去提水，颤巍巍的虚弱老妇会连忙替我提水瓮。当我想要辟菜园子，朱迪波吓坏了。我干嘛要做这等事？他绝不碰锄头。他会找人帮我种菜。所以，我有了一个园丁。
进步迹象已经出现。怎么说呢？今天我在市场居然买到莴苣。已经有人开始种了。”我喃喃不置可否。摧毁这种对未来的罕见信心，太不应该了。
不仅帝国主义的“优点”遗留下来，缺点也是，包括打着发展旗号实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全是这类场景的典型要件。这些帝国主义盟友也正是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我们不需全盘接受浪漫的自由派观点，认为非洲的所有优点都来自当地传统，所有缺点都是帝国主义遗毒。
殖民时代，你不能与非我族类(包括社会阶级与信仰的不同)发生性关系，现在界线已逐渐模糊。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对象的图谱里。
返程⚓︎
我是在回到英国后，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与详细分析，才将这个象征系统的细节全部搞定。可是那一天，先前在田野场上观察到的基本架构与辛苦记录的一切资讯突然间都有道理了。
虽然我渴望回到孤单的床上。
我离开这个我为了奇怪目的一待数个月的山头。分离总带来空虚，一种淡淡的无边寂寞感触。很快你就忘记田野工作多数时候极端乏味、孤寂与身心崩解。
第二天上午，我几乎是被扛上飞机的。
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
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行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惟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一段时间。
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
一些小事则带来无限满足。我疯狂迷上奶油蛋糕，另一个从田野场回来的朋友则不可自抑大啖草莓。自来水、电力真是神奇。同时间我染上怪癖，百般不舍丢掉空瓶子或纸袋，它们在西非洲可是珍贵之物。一天里最棒的时刻莫过早上醒来，发现我已不在非洲，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穿过全身。
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资料不恰当或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我不可能有此能力。
至于我个人有了许多改变。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我的健康毁了一阵子。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会阴险地让人成瘾。田野工作的宿醉头疼不比厌恶疗法更有效。返乡数周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当初鼓动我投入田野工作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