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受苦的人

约 9514 个字 预计阅读时间 32 分钟 总阅读量 次

法农的一本书，讲述了反殖民、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反攻、反殖民行动失败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战争导致的广泛的精神病现象。我倒是觉得，这种书籍由（当时是）殖民者身份的法国人写下来，恰恰是颇有深意的。你以为的敌人可能比你考虑得周全得多，其视角反而很有参考价值。

目录
第一章	论暴力 / 论国际环境中的暴力
第二章	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不幸遭遇
第四章	关于民族文化 / 民族文化和解放斗争互为基础
第五章	殖民地战争与精神错乱

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 —— 米拉波

---

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主义

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居住的地带并不互补。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服务于更高的统一...这两个地带都遵从相互排斥的原则：没有和解的可能。

殖民者的城市

是用石头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那里灯火通明，柏油铺路，垃圾箱里总是装满不知名的残渣。可即便是残渣，被殖民者也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梦到过。殖民者的脚从来不会裸露出来，除非是要下海游泳，但我们绝不可能离他们那么近。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的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吃饱喝足的城市，总是懒洋洋的，肚子里装满好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者的城市

或至少可以说，土著人的城市、黑人的村子、伊斯兰教徒区、划给当地原住民的保留地，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茅屋挨着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饥饿的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蹲下的城市。

---

被殖民者的观念

最重要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是最具体的：土地能保证面包，也因此能保证尊严。被殖民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的，是殖民者可以抓他们，打他们，让他们挨饿；对被殖民者而言，... 实际上就是要遏制殖民者的傲慢，粉碎他们行使的暴力 ... 彻底地将殖民者从图景中驱逐出去。只有被殖民者提出，自己与殖民者是同等的人，人人平等这一著名原则才会在殖民地得以阐明。

殖民者创造的历史

殖民者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他们总是参照宗主国的历史，还明确指出，他们在这里就是宗主国的延续。因此，他们写下的历史不是他们所掠夺的国家的历史，而是他们的国家在掠夺、侵犯和使人挨饿方面的历史。被殖民者只有下定决心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家的历史、非殖民化的历史出现时，才有可能重新审视自己无法动弹的状态。

殖民者的行为逻辑

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垄断派不会支持一个仅仅依赖武力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对他们政府的期待，不是屠戮大量土著，而是借助经济协议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殖民者的思想立场

殖民主义从未对非洲进行细分，只是不停声称黑人是野蛮人，这里的黑人不是指安哥拉人或尼日利亚人，指的是全体黑人。对殖民主义而言，这片广袤的大陆是野蛮人的巢穴，迷信和狂热崇拜危害四方，这里注定受人蔑视，受上帝诅咒，这是个吃人肉的地方，是黑人的国度。殖民主义遣责的对象是整片大陆。殖民主义断言，前殖民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性的黑夜.

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

农村膨胀的人口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失去土地的农民抛弃农村，涌向城市，聚集在贫民窟中... 大部分农民群众继续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多余的人口没有其他资源，只好涌向城市。留在家乡的农民固守传统，在殖民地社会，他们代表了维持团体社会结构的守纪律分子。确实，这种蜷缩在僵化的结构中一

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不是我们想要尽快逃离的地狱，而是一个触手可及，却被凶狠的看门狗守卫着的天堂。

---

关于暴力

事实上，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罪行已经快七年了，却没有一个人以杀死阿尔及利亚人的罪名被移交法庭。在印度支那，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始终都知道，对于另一头，不要抱任何期望。殖民者的工作，是消除被殖民者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甚至是做自由之梦的可能性。被殖民者的工作，是构想所有可能消灭殖民者的办法。在逻辑上，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殖民者绝对邪恶”之说，是对“土著绝对邪恶”之说的回应。

对被殖民的人民而言，暴力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因此具有积极和有益的特点。暴力的巨链原本是为了对抗殖民主义最初的暴力而出现的，既然每个人都变成了暴力巨链上的一环，暴力的实践就变得全体化了。各个团体互相承认，未来的国家已经是共有的了。

在个人层面，暴力有解毒作用。暴力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观望和绝望的态度。暴力使被殖民者变得勇致，亲眼见证自己重获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因迅速的非殖民化而解除动员，但人民还是来得及情机说眼自己，解放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事业，不是领导人的特辣功劳。

---

斗争过程的此起彼伏

民族主义

首先要为民族主义的口号而战。 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殖民者的位置。绝大多数被殖民者想要殖民者的农庄。对他们而言，关键不在于同殖民者竞争。他们想要殖民者的位置。

殖民者的操纵

资本主义意识到，在民族主义战争的发展阶段，自己的军事策略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 无论如何，首先要避免的是战略上的不安全，要避免群众向敌对学说敞开大门，由此点燃数千万人根深蒂固的仇恨怒火。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纯粹是由“外部”酝酿、遥控操纵的动乱。因此，他们==决定实行这套有效的战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受压迫少数派援助委员会他们大搞反殖民主义，就像法军上校在阿尔及利亚用特种兵（SAS）或心理战术来进行颠覆战一样。他们用人民反人民。

人民在斗争初期采用的是殖民者的原始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发现，有些黑人比白人更白；即便升起国旗，建立独立国家，某些阶层也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特权或利益。人民发现，有些和自己一样的土著没有迷失方向，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在利用战争积累他们的物质财富和新生势力。

殖民主义恬不知耻地使用各种诡计，志得意满地看到昨天还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非洲人，现在已经被挑拨得反目成仇。（这一行为不仅在镇压反殖民运动时，同样在反殖民运动胜利后）。

殖民者的非洲种族主义叙事及其毒害

在非洲大陆，宗教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披上最平凡的种族主义的外衣。非洲被分为黑非洲和白非洲。替代称呼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北非洲... 人们认为白非洲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属于地中海世界，是欧洲的延伸，具有希腊与拉丁文化的特质。黑非洲则是一个野蛮、未开化、了无生气的荒凉地带。

在那里，人们整日听到有关女人的面纱、一夫多妻制、阿拉伯人对女性的歧视等令人厌烦的话题。这些话题挑衅意味十足，常让人联想起殖民者。两大地区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殖民主义思想最腐坏的根基中汲取养分，接替了欧洲人，在这片大陆上设立了一套对非洲未来十分有害的种族主义哲学。

---

西方资产阶级对黑人和北非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蔑视的种族主义，是贬低对方重要性的种族主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宣扬人与人之间实质上是平等的，为了使自己逻辑自洽，它便邀请那些次等人通过它所代表的这类西方人道主义，来完成人性的提升。

被殖民者的失败

政党没能在农村安插自己的组织。这些政党不去利用现存的结构，将其注入民族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内容，却打算在殖民体制的框架内，推翻传统的现实。它们信心满满，要使民族这条大船重新起航，殊不知，殖民体制的锚链依然沉重地落在水中。它们不去拥抱群众，没有运用自己的理论知识为人民服务，却企图根据预设的方案，把群众框起来。一些无名小卒或毛头小伙从首都空降过来，这些由中央机关授权的领导人，打算像指挥企业的基层单位那样，来领导乡镇村落。传统的部落首领被忽视，甚至被刁难。未来的民族历史本应该和谐地将村落的历史、将部落和家族传统冲突的历史写进号召人民的决定性行动中去，但这种唯一的民族现实，却奇特地被肆意践踏为地方小传记。

年轻国家的经济流通不可逆转地落入新殖民主义的泥沼。国家经济从前受到保护，今天则是完全被指挥，通过借贷和赠款来维持。每个季度，国家领导人本人/政府代表团都会到从前的宗主国或别处去筹措资金。

民族主义政党内部同时存在两种看似矛盾的意志：一是摧毁殖民主义，二是与殖民主义和睦相处

在这些政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一批知识分子下大功夫分析殖民地现实和国际形势之后，会开始批评民族主义政党，指责它们意识形态空洞、战术和战略贫乏。他们不断向领导人抛出关键性问题：“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个词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词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独立？还有首先你们想如何获得独立？”

同时，他们要求严肃认真地讨论方法论问题。他们认为，除了选举，还应该增加 “其他办法”。在初步的小规模讨论中，领导人很快就决定从这种激昂中脱身，将其定义为初生牛犊式的一厢情愿。但是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达，也不是青春的标记，捍卫这些立场的革命分子很快就被孤立。领导人自恃经验老到，便无情地抛弃这些“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

政党机器抗拒一切革新。领导层一想到自己会被卷人一场不知面貌、力量、方向的风暴，就惶惶不安，坚持革命的少数派发现自己只能孤身奋战。第二个过程与处于领导层或次要领导层的干部有关，他们在过往的活动中曾遭受殖民地警察的迫害。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干部通过不懈的奋斗、牺牲精神和模范的爱国主义，才晋升到党内的领导位置。这些人来自基层，往往是操作工、季节工，有时甚至是失业者。对他们而言，在民族主义政党内活动，并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选择了从动物状态进人人类状态的唯一方法。这些人受限于党内极端的教条主义，却仍然在受托付的活动范围内，表现出首创精神、无畏勇气和斗争意志，这些品质几乎机械地使他们成为殖民主义镇压势力的目标。他们被逮捕、被拷打、被判刑、被赦免，他们在受监禁期间理清自己的思路，坚定自己的信念。在绝食斗争中，在监狱那公墓般环境下形成的团结一致中，他们将自己的出狱视作掀起武装斗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在监狱外，四处受袭的殖民主义正主动接近民族主义温和派。

于是，我们目睹了党内的非法主义及合法主义两种倾向分裂的过程。

然而，我们已经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任务。几年以后，政党的瓦解变得十分明显，即便是最肤浅的观察员也能意识到，过去的政党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只用于稳定民心。在战斗阶段曾经吸引全体国民的政党，现在解体了。在独立前夕加入阵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归附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在独立后参与蛋糕的分配。政党成了个人获得成功的工具。

殖民者走后各方势力抢夺权力真空

... 抢占外国人离开所腾空位的咄咄逼人，还导致了宗教上的竞争。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一些小教团、地方宗教、马拉布崇拜重新活跃起来，互相争夺势力地盘。在大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则看到两大启示宗教——伊斯兰教与天主教间的对抗。

... 被殖民资产阶级将阶级攻击性用于独占过去被外国人掌权的位置...

在新体制内部，也存在变富和独占方面的不平等。有些人能多渠道获取财富，展现了出色的投机天赋。

特权增加，贪污横行，道德败坏。今天，国家作为战利品过于瘦弱，以这具躯体为食的乌鸦却数量过多，也太过贪婪。政党沦为资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用于加强国家机关，确定人民活动范围，稳住他们不出意外。政党帮助权力机关掌控人民，日渐成为强制的工具，明确反民主的工具。

“非洲统一”的崇高宣言及其背后的不堪

非洲统一是一个含糊的口号，却得到了非洲男女的热情支持，其实用价值在于向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露其真面目，并在同一国家的现实内部分裂力地方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目光如豆，只知道抓住眼前的利益，因此没有能力实现单纯的民族统一，也没有能力把国家建立在牢固且富裕的基础上。民族阵线曾经打败殖民主义，现在却日渐衰败，自我解体。

今天，许多获得独立的非洲地区政党都面临极为严重的权力膨胀。只要有党员在场，人民就不说话，态度温顺无比，对政府和领导歌功颂德。但在街上，晚上在远离村子的地方，在咖啡馆或船上，应该听听人民用苦涩的语气说出的失望甚至绝望的话，话中隐含愤怒。政党没有开辟人民诉苦的渠道，也没有以将人民的意见自由地传达给领导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反而形成屏障，加以禁止。

作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判

正如我们所见，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不是改造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带上新殖民主义的面具伪装自己之后，乏味地充当其传送带。民族资产阶级称职地扮演西方资产阶级事务代言人的角色，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 ...

... 因为它的全部教育都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它现在追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负面和颓废的一面，却没有经历成就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盛况的探索和发明的最初阶段。

---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是一种防御性的种族主义，一种基于恐惧的种族主义。它在本质上与庸俗的部落主义，甚至与党派或宗教社团之间的对抗没什么两样。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敏锐的国际观察员没有认真看待非洲统一意图高涨的现象。因为肉眼所及之处，能看到那么多裂缝，我们自然知道，在统一时刻到来之前，首先必须解决所有这些矛盾。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因为这种指责而不安。它攀附于欧洲，仍一心要好好利用当前的状况。资产阶级通过剥削人民获得巨大收益，再将收益送到国外。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比外国的大公司更不信任自己建立的制度。

这个资产阶级越来越背离全体人民，甚至未能从西方争取到重要的让步：例如对国家经济有益的投资和某些产业的落地。相反，装配工厂成倍增长，使得国民经济在新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中苦苦挣扎。因此，我们还真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延缓了国家的发展，浪费了国家的时间，很可能使国家走上绝路。

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是精神上的资产阶级，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缺乏有活力的管理人员，也缺乏宏大规模的构思，无法确保作为资产阶级的资格。

对欧洲资产阶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态度

欧洲发展起来的类似资产阶级，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思想。有活力的、受过教育的、世俗的资产阶级，既在资本积累事业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又给国家带来了最基本的繁荣。

在不发达国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资产阶级，只有某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小型特权阶级，它锱铢必较，满足于原殖民势力为自己提供的分红。这个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无法产生伟大的思想，也不具备创造性。它想起了它在西方教科书中学到的东西，对着欧洲这幅原画临摹，可不知不觉间，不是变成了复制品，而是变成了讽刺漫画。

---

怎么办？

政党应该直接表达群众的心声 ... 是群众有力的代言人和无法收买的保卫者。政党要实现这种构想，就必须首先摆脱那极为西方、极为资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即轻视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引领自身的发展。事实证明，群众完全能够是解最复杂的问题 。阿尔及利亚的知识分子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最大收获，就是与群众接触，亲眼看到人民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极端贫困，亲眼看到民智的开启、意识的进步。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些忍饥挨饿、目不识丁的群众。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最令人惊恐的黑暗中的男男女女，他们顶住了飞机与坦克，顶住了凝固汽油弹和心理战，尤其顶住了腐蚀和洗脑。

我们常常带着一种罪恶的轻率，以为使群众政治化，就是时不时地向他们发表一场大型政治演说。我们以为，只要首脑或领导人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谈起重大时事，就能够完成使群众政治化这一紧迫的任务。然而使群众政治化，是指开放思想、启迪思想、催生思想。

使群众政治化，不是，也不能是发表一场政治演说，而应该是殚精竭虑地使群众明白，一切取决于他们。如果我们停滞，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前进，那也是他们的责任；没有造物主，没有承担起一切的伟人，归根结底，造物主就是人民，有魔力的手就是人民的手。

在某些领域，反抗白人蔑视的“黑人性”是唯一能够打破禁忌与不幸的武器。几内亚或肯尼亚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面临统治者的全面排斥和诸说混合的蔑视，因此他们的反应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歌颂。在无条件地肯定欧洲文化之后，是无条件地肯定非洲文化。

任何演说，任何有关文化的宣言，都不能使我们背弃自己的根本任务：解放祖国领土，时刻为反对新形态殖民主义而斗争，高度警惕对现有成就的相互吹捧。

斗争、冲突——政治冲突或武装冲突—和文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在冲突期间，文化是否会中断？民族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最后，是否应该说，解放斗争尽管在“后来”丰富了文化，但就其本身而言，是对文化的一种否定？解放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被殖民的人民为了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有组织、有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我们不是只有在斗争中获胜之后，才能赋予文化以有效性和力量，文化在战斗中没有冬眠。斗争自身在其进展中，在其内部过程中，发展文化的不同方向，并勾勒一些新的方向。

---

精神错乱

1号病例：一个因妻子被强奸而惠阳痿的阿尔及利亚人

B是个26岁的男性。他因患顽固的偏头疼和失眠症，来找我们看病。他过去是出租车司机，18岁开始在民族主义党派内活动。自1955年起，他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支部成员。他好几次利用出租车运送传单给一些支部负责人。

B成功逃出了敌人的封锁，躲在一个朋友家里，几天后，他听从组织的命令，没有回家，而是加人了最近的游击队。在发现他丢弃的出租车后（他们在车里找到两个冲锋枪弹夹），法国士兵在警察的陪同下找到他家。发现他不在，他们就把他的妻子带走了，扣押了一个多星期。

她受到审讯，要她供出丈夫经常来往的人，并在前两天遭受了相当粗暴的掌掴。第三天，一个法国军人—她不能确定是不是军官——叫其他人出去，强奸了她。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当着其他人的面强奸了她，同时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再见到你那下流的丈夫，不要忘了告诉他，我们对你做的好事。” 她又被扣押了一周，没有受到新的审讯。然后他们把她送回家。

他问我，在医生看来，这种“性无能”是不是他的无能引起的。

---

2号病例：一个集体屠杀事件幸存者的随机杀人冲动

S,37岁，农民。他住在康斯坦丁的一个村子里，从未涉及政治。战争一开始，他所在的地区就是阿尔及利亚部队和法国军队激烈交火的地方。因此，S有时会见到死人和伤员，但他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他村里的农民则像全体人民一样，会时不时地帮助路过的阿尔及利亚战士。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边境上，自从法国政府决定在儿百公里的土地上实行焦士政策、设立缓冲地带以来，将近30万人沦为难民。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困苦。国际红十字会多次派人到现场考察，发现他们生活在极度贫困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中。

法国部队采用穷追猛打战略，频频出动飞机空袭和机枪扫射。我们知道法国军队对摩洛哥和突尼斯领士的轰炸已经不计其数，受害的萨基埃-西迪-尤素夫村就是其中最血淋淋的例子。集体逃难使得家庭支离破碎，使难民头上始终笼罩着不安全的气氛。我们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女难民鲜少有在产后不患精神错乱的。

在殖民体制中，为了一公斤面包和一只微不足道的绵羊，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殖民时期，人与物质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都是人与食物的关系。 对被殖民者而言，在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受压迫环境中，活着丝毫不是为了体现价值，也不是为了投身于世界协调且丰富的发展。活着就是避免死亡。生存就是维续生命。每一个椰枣都是一场胜利。这种胜利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感受到生命的延续。

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他们的冲动，他们杀人的暴力行为，不是其神经系统构造的结果，也不是他们天性如此，而是殖民情境的直接产物。阿尔及利亚战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不害怕质疑殖民主义灌输到他们头脑中的信仰，他们明白了每个人都是投射了他人的屏幕，如果一个人扑向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在自杀，这些在革命觉悟中应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

史实

茅茅运动（Mau Mau）

即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领导的武装斗争，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大规模起义爆发于1952年，当年10月，英国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持续4年的茅茅运动和镇压行动中，超过100万农民参与了“茅茅”宣誓，组建游击队抗击英殖民当局，上万名起义者丧生，约15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茅茅”一词来源的说法之一是当地人在举行反英秘密宣誓时，在门外放哨的儿童若遇到敌情，常发出“茅茅”的声音示警。

贝昂赞（Behanzin,1845—1906）

贝宁阿波美王朝的国王，1890—1894年间曾率军反抗法国的殖民人侵。1894年，贝昂赞被法国殖民者流放到马提尼克岛，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达荷美（贝宁旧称）。

松迪亚塔（Soundiata, 1212？—1255）

马里帝国的创建者，同名西非史诗的主人公。约1235年，松迪亚塔联合马林凯人，打败了苏苏国王苏曼古鲁的军队，收复旧土，后通过兼并与征服，奠定了马里帝国的基础，使后者成为继加纳帝国之后的西非大帝国。

萨障里•杜尔（Somory Tours，1830？一1900）

几内亚抗法民族英雄。1870—1875年间，他创建了乌阿苏鲁国。1882年，萨摩里开始领导抗法斗争，1883年的欧雅科大胜使其名声大噪。1898年，因叛徒出卖，萨摩里被捕，但他宁死不屈，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加蓬后去世。

阿卜杜•卡迪尔（Abodel kader, 1808—1883）

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著名诗人和学者。1832—1847年间，他率众抵抗法国的殖民人侵，多次大败法军，持续15年之久，歼灭法军4万多人。1847年，卡迪尔被迫向法军投降，后病逝于大马士革。

梅萨利主义者（mewamlise）

出自阿尔及利亚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梅萨利（Alhmed Messali Hadf, 1898—1974）。梅萨利相继在法国和网尔及和创立北非之星（ENA）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试图结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1954年，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爆发，梅萨利却反而妥协，主张在法国续油下要现自治，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人虽然承认梅萨利的历史贡献，但仍视其为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斗争破坏者、殖民统治帮凶和革命叛徒。

塞提夫事件

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出现了反对法国殖民、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遭到法国殖民当局为期数日的血腥镇压。事件发生后，法国当局极力掩饰，官方报纸甚至将此次事件描述成“一次意外”。据阿尔及利亚政府称，在镇压中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多达4.5万人。“塞提夫事件”为阿尔及利亚此后20年的武力反抗殖民压迫拉开了序幕。

菲利普维尔事件

是继塞提夫事件之后，第二个极大影响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进程的武装斗争事件。1955年8月20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菲利普维尔进攻警局、军营等法国殖民机关，武装冲突持续数周，导致约1万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数百名欧洲移民死亡。

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6年10月23日，为反对苏联模式，声援波兰人民，布达佩斯2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引发武装暴动。11月4日，事件以苏联发动军事行动告终。历时13天的十月事件共造成约2700名匈牙利人死亡，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

1956苏伊士运河事件

1956年7月。换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英国法国实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英法、以色列于年10月入侵埃及：11月6日，英法停火，4个月后，以色列撤军。

路易-利奥泰（Louis- HG Lyautey,1854-1934）

法国政治家、元帅。利奥泰曾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等地，后征服马达加斯加，把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托马-罗贝尔•比若•德•拉比贡利 （la Fhonneie,1784-1849）

一般简称为比若元帅，法国殖民地军事学派的创始人，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进行反游击的将领。

马拉布

伊斯兰教隐士，在北非与西非的部落或穆斯林社区中担任宗教与政治领袖。

贝卢尼

穆罕默德•贝卢尼（Mobarnmed Bellounis, 1912-1958）。

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活动家、是梅萨利的信徒，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针锋相对，由法国政府资助并提供武器。贝卢尼后被法方抛弃，死于山中。

沃洛夫人

沃洛夫人（Wolaf），又称乔洛夫人、雅洛夫人、约洛夫人，塞内加尔第一大民族。大部分人分布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少数分布在冈比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几内亚：使用沃洛夫语，有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多信奉伊斯兰教，经济以花生种植为主。

经济主义

19 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认为经济斗争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解放有首要意义，主张工人阶级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斗争，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卡地亚主义（cartierisme）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盛行的一种感悉。认为殖民地不值得宗主国花费巨资维护，不如将经费用于宗主国自身的资源。

黑人性

“黑人性”运动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旨在恢复黑人价值，追求黑人的共同权益。在“黑人性”作家看来，黑人民族传统生活的根本特征就是“集体主义”，这是全非洲黑人精诚团结的象征。“黑人性”运动集中于非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年轻的法语作家，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圭亚那的达马（Leon Ciontran Damas）和马提尼克的塞泽尔等。

1934年，塞泽尔在巴黎创办刊物《黑人大学生》（L'eruciont noir），在所发表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杂志上首先提出“黑人性”这一法语新词，后又用在长诗《还乡笔记》（Cahier dinrevor cus pea.zs narak, 1939）中。其后，桑戈尔将“黑人性”定义为“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利，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塞泽尔则认为“这个单词首先意味着拒绝，拒绝文化同化，拒绝某种平静的、无法构建文明的黑人形象”。

阿玛杜•昂巴代•巴（Amadou Hampate Ba）

1900—1991），马里作家、历史学家、口头文学专家，著有小说《旺格里的奇妙命运》（Lironge dstia deWangrin, 1973）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时曾发表过有关非洲口头文学传统的名言：“在非洲，每当一个老人死去，就是一座图书馆被烧毁。 ”

曼丁戈人（Manding，Madingo）

西非内陆的民族集团，今天几内亚约有30%的人口为曼丁戈人。曼丁戈人主要分布在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与尼日尔河上游及各支流地区；包括若千近缘民族：马林凯人、班巴拉人、迪乌拉人等。发祥地在尼日尔河上游，是马里帝国的后代，对西非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各村社首领兼为祭司，负责宗教事务，在长老会的辅佐下管理日常行政和诉讼之事。

格里奥 （griot）

在马里帝国时期，格里奥本是宫廷史官，负责纪录史实、吟唱君王。随着帝国的消亡，格里奥散落民间，有的行走各地，传播讯息；有的依附家族或部落，歌功颂德。无论是定居一地还是行游四方，格里奥这一职业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家族传承，格里奥不限男女，但必须出身格里奥家族；二是记事传播，在没有书面文字的时期，格里奥不但要能够清楚无误地记下历史传说，而且要具备将其吟唱出来的能力；三是品行端正，格里奥原本是宫廷史官，为了保证历史传说的可信度，他们应该忠实地复述从前人那学到的知识与历史。可以说，格里奥是时代信息的传递者。